鲁迅全集 - 而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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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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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8〕“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

     〔9〕“不齿于四民之列”民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谓“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官署差役等等都视为贱民，将他们排斥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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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

     九月四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参看本卷第98页注〔9〕。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该报刊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一则说：“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不惟对于该校生功课认真督责指导，即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亦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因之一般剪发女生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

     〔3〕指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垂辫一事。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4〕作者在清代末年留学日本时，即将辫子剪掉，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时间在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冬之际。他在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归国后曾因没有辫子而吃过许多苦。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的一项令文中，也有“剪发为民国政令所关，政府岂能漠视”等话。

     〔6〕“天乳运动”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见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广州《国民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

     〔7〕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他曾经写过许多“艳体诗”，专门在典故和对仗上卖弄技巧；做官时所作的判牍，也很轻浮。下文的“鸡头肉”，是芡实（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的别名。宋代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载：“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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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天乳”〔1〕


     《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

     〔2〕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为还有光明。不过也太嫌“新”一点。

     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3〕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4〕，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5〕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女子剪发也一样，总得有一个皇帝（或者别的名称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虽然如此，有许多还是不高兴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载，也就忘其所以了；两年以后，便可以到大家以为女人不该有长头发的世界。这时长发女生，即有“望洋兴叹”之忧。倘只一部分人说些理由，想改变一点，那是历来没有成功过。

     但现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张女子剪发的，可惜据地不坚。

     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已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以此例之，欧阳晓澜女士盖尚非甚严欤？

     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6〕。有人以不得樊增祥〔7〕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

     我曾经也有过“杞天之虑”〔8〕，以为将来中国的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须雇乳娘。但仅只攻击束胸是无效的。第一，要改良社会思想，对于乳房较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装，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9〕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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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

     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

     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

     〔3〕《教育漫谈》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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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反“漫谈”〔1〕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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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吴稚晖。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辞“大义”〔1〕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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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6〕“醉虾”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菜。

     〔7〕即本文后一篇《辞“大义”》。

     〔8〕“研究系”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北京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内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丝派”以鲁迅“为主”。“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参看本书《革“首领”》。

     〔9〕“投诸四裔”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顾颉刚。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说：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11〕《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

     〔12〕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参看本卷第402页注〔7〕。

     〔13〕独秀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

     《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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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初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内的“天下百物，鸟兽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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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

     〔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