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而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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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22〕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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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13〕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15〕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16〕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17〕，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18〕，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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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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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学家。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2〕，飞腾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

     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3〕……。

     好了。倘若硬要乐观，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所谓文学家将要出国的消息，看见新闻上的记载，广告；看见诗；

     看见文。虽然尚未动身，却也给我们一种“将来学成归国，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谁都愿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点一分五秒。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同情文学一九二七年春，广州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在《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连续发表“忏悔”的诗文，并对他们的叛变互表“同情”；三月间，又在《现代青年》上发表《谈谈革命文艺》、《革命与文艺》等文章，鼓吹文艺“是人类同情的呼声”，“人类同情的应惑”等等。所谓“同情文学”，当指这类东西。

     〔3〕珂罗连珂（Q．J．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六年。著有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文学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谈所谓“大内档案”〔1〕


     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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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3〕。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4〕。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

     〔2〕指梁实秋。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一文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数年间所写的文艺批评的根本思想。

     〔3〕“岌岌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天下殆哉，岌岌乎！”即危险不安的意思。

     〔4〕汗不敢出见《世说新语·言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文艺和革命〔1〕


     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

     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现在妄加编排，以质同志——

     1.革命军。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大军官们也许到得迟一点，但自然也是先驱，无须多说。

     （这之前，有时恐怕也有青年潜入宣传，工人起来暗助，但这些人们大抵已经死掉，或则无从查考了，置之不论。）

     2.人民代表。军官们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这是第二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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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中说：“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不但男子和女人是有差别的，就是男子和男子，女人和女人，又有差别。简言之，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

     〔6〕“自然的不平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七六二年出版）中说：“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据李常山译本，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7〕“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二句，是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中的话。

     〔8〕亚诺德（M．Arnold，1822—1888）通译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梁实秋在所著《文学批评辩》、《文学的纪律》等文里常引用他的意见。

     〔9〕白璧德（I．Babbitt，1865—1933）美国近代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他在所著《卢骚及浪漫主义》一书中，对卢梭大肆攻击。梁实秋说卢梭“无一是处”，便是依据他的意见而来的。

     〔10〕UptonSinclair阿通·辛克莱（1878—1968），美国小说家。下文的《Mammonart》，即《拜金艺术》，辛克莱的一部用经济的观点解释历史上各时代的文艺的专著，一九二五年出版。California的Pasadena，即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第那城。按引文中的阿嶷是该书中一个原始时代的艺术家的名字。这里的引文是根据木村生死的日文译本《拜金艺术》（一九二七年东京金星堂出版）重译。

     〔11〕Mammon这个词来源于古代西亚的阿拉米语，经过希腊语移植到近代西欧各国语言中，指财富或财神，后转义为好利贪财的恶魔。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是普路托斯（Ploutos）。

文学和出汗〔1〕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2〕。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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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别，也正如“人”字一样的——其实这两字也应该呈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国的UptonSinclair〔10〕的，以尊重另一种人格罢——

     “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对于他取了为父之劳的个人主义运动的全体怀疑，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么？

     “阿嶷夫人曰：‘最后的一句，好像是对于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奇怪呀，’她的丈夫说。‘斯人也而有斯姓也……

     那一定是上帝的审判了。’”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错误，因为我是从日本文重译的。书的原名是《Mammonart》，在California的Pasadena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们自己弄来看去罢。Mammon〔11〕是希腊神话里的财神，art谁都知道是艺术。可以译作“财神艺术”罢。日本的译名是“拜金艺术”，也行。因为这一个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没有下令颁行，字典里也大概未曾注入，所以姑且在这里加一点解释。

     十二，二一。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

     〔2〕卢梭（J．J．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他的主要著作《民约论》（一七六二年出版），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在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影响很大。他因此备受僧侣和贵族的迫害，以致不得不避居瑞士和英国。

     〔3〕《爱弥尔》通译《爱弥儿》，卢梭所著的教育小说，一七六二年出版。在前四篇关于主要人物爱弥儿的描述中，作者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应尊重人的自然发展。但第五篇叙述对莎菲亚的教育时，作者又认为“人既有差别，人格遂亦有差别，女子有女子的人格。”由于此书反封建、反宗教色彩浓厚，出版后曾被巴黎议会议决焚毁。中文本系魏肇基所译，一九二三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序文为译者所作。

     〔4〕梁实秋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的重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曾留学美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追随者。他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后略加修改，重新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他认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实足矫正近年来男女平等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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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3〕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然而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梁实秋〔4〕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点不同”了。其实岂但“稍微”而已耶，乃是“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

     因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而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又证明着天下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

     〔5〕所以，梁先生说——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势必至于得到这样的结论——

     “……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

     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更渐近于完全“蠢笨如牛”。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这种议论还是不会完结的。为什么呢？一者，因为即使知道说“自然的不平等”〔6〕，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为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7〕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8〕，今年大谈白璧德〔9〕，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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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Metre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卢梭和胃口〔1〕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2〕，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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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

     〔5〕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lar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3〕《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国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行贿求救。韩受贿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5〕《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1〕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