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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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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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脸盆提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铁锨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啥?我喏诺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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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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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饿死的。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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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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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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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没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道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r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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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三十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做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张洪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张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张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张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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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儿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门下书客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问，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呦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