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常识 - 书评

不锈钢

　　文/雪堂
　　美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历史上每个国家都具有在世界或地区范围获取霸权或霸主地位的一贯倾向，也即一旦有丝毫的条件，被经济、政体、环境所围困的现代国家，便要回到“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条轨道上来。这种逻辑解释了历史，也解释了今天及未来现代国家的基本行为，而国家行为则书写了国际关系史。
　　若从其所说，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就不是主因，而仅仅是连锁反应下的掣肘。甚至可以举例说，在“国家”的博物馆中，还能找出类似于历史上波兰这样的例子，本身是处境困窘的一般民族国家，却有过“大国行为”。但即便如此，以此来完全解释大国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使人感觉本末倒置。我们应该回到连续的、没有删节的国家历史、思想和文化，来比较不同类型国家的起源，这便是迈克尔罗斯金在《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要做的工作。
　　罗斯金首先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历史感浓重的人类学家。他谈论每一个国家，都从地缘、民族构成引发历史追述开始，然后才提到政治体制的沿革和政体的开展，但紧接着便进入如沉积岩般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最后以忧患意识回到今天各国的现实问题。
　　
　　       大国地理中的国家性格
　　
　　大国的地理、地缘政治和民族性是罗斯金首先强调的。如书中所言，英国人长期不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瞧不起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这首先是地缘的、民族的。事实上英吉利海峡被称为“英国人的壕沟”，他们凭借其阻遏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经济侵袭。“二战”后，英国不是像欧洲大陆的国家那样，为走向一个统一的欧洲而努力，而是强调它的英联邦关系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为了保持自己主权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本币币值的控制，英镑迟迟没有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平坦、无法设防的北部欧洲平原使它的选择不多：当德国分裂且在军事上虚弱的时候，它是欧洲的战场；而当德国统一且在军事上强大到足以威慑任何潜在攻击者时，它则自动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法国的遭遇便是例子之一。德意志国土面积大，人口多，而且多民族混合的血统、民众回归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的倾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几乎决定了它的历史是今天的模样。罗斯金对德国人重视成就、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民族性格分析很是到位。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亚洲北半部直达太平洋的广袤国家。它只有一小部分领土位于欧洲，然而多数人口居住于此。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不利于定居，其矿产和森林财富很难开采。早在沙皇时代就开始的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古拉格群岛”其实也是开发计划的延续，一直没有完成。这样庞大、族群上多元的国家需要强大的中央的控制，这解释了俄罗斯强人政治的传统。
　　
　　       无代表性的大国政治文化
　　
　　文化主导一切，是知识人意识的本能。政治文化的比较，也是罗斯金这部著作价值突出之处。比如从政治文化上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整体上依然重视文明、实用主义、合法性、尊重权威和非暴力的价值观，然而它早就面临极端且复杂的局面。作为国家博物馆中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政治共同体”的探索者，英国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等同于神圣。
　　英国的警察过去并不佩枪，并与巡逻区域内的人们关系良好。政治学家们习惯引用这一点来揭示英国的非暴力本质。然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爱尔兰共和军问题、特别是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情绪紧张的警方曾误射乘客，遭到公众的强烈抨击。如书中所言，现在人们将一些英国警察携带枪支和防爆设备，视为英国合法性和权威消逝的一个象征。
　　1989年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法国人对此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保守法国和激进法国共存的一个缩影。保守主义者们参与到法国的文明化进程中，他们有着天主教的根基与伟大性。而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则深深被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所吸引，并视法国为这些理想的守护者。今天保守派和激进派不再抗争，但仍然疏远，然而人们对祖国的感情却是一致的。
　　苏东剧变后，很多人天真地假定，俄罗斯将会出现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繁荣。但与之相反，它带来的是混乱、贫困以及私有化的弊端。自托克维尔以来的政治学家们，一致认为民主制的关键是市民社会的自治。俄罗斯政治文化中一直缺乏对市民社会成长的容忍，它的社会极其脆弱，民主机构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确实迅速带来一个市民社会，但由于没有对市民社会有哲学的、道德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理解基础，俄罗斯又回到了威权主义。
　　德国的政治文化受其历史影响，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其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起源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最终走向失败，民主制被威权主义势力所压倒。“二战”后，两个德国政权都成了冷战的孩子，两德合并短暂的狂喜之后，财政的压力很快将前东德与西德之间存在着的政治文化的鸿沟暴露无遗。
　　
　　       大国政治制度的改造与未来
　　
　　今天，大国面临的问题重重，罗斯金对其中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和“精英教育”提出了温和的批评，温和来自“了解之同情”。事实上，不管是历史形成，还是现代移民潮流使然，有学者认为整个西欧目前都有变成穆斯林国家的趋势。英、法、德等国家流入大量北非、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移民，这也成为恐怖主义输入的主要管道。而移民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于此。这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收紧他们的移民政策。移民的基本目标是逃离穷困和失业，而决定其流向的无疑是西欧国家的福利。
　　“二战”后，欧洲国家基本都逐渐成为福利国家，而现在都面临削减福利的压力。高福利制度，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要用于社会支出；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公司来说则意味着沉重的税收；高额的养老金制度将强加给年轻一代难以承受的负担。譬如由于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德国的工资、税收、福利津贴和过度管制已导致了长期的高失业率。国家财政与福利制度的刚性展开博弈，是当代欧洲国家的主要困境。
　　然而另一方面，以气候、环境无法逆转的破坏、资源无理性的消耗殆尽为代价，自由放任的经济范式越来越受到全球范围内的批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理念提出严肃的质疑。在沉重的历史负担之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应该怎样改造，才能足以应对未来的变化，这成了一个悬问。国家形态自出现以来就饱受人们的怀疑，这真的是最不坏的关于民族或地理的人类组织形式吗？历史虽不能昭示一切，但做了部分回答。国家的常识，毋宁说是国家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