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行纪 - 书评

虾米

　　《寻路中国》、《江城》等“外国人看中国”之类的著作走俏国内大抵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本土报道（无论来自媒体、网络抑或公知）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委实尴尬得令人难堪。在此背景下，另一本报道抗战中国的《战地行纪》想必也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两位作者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甚至不是专业记者而是诗人和小说家，他们所写的这本旅行札记也充满各种夸张和相互抵牾的错误信息（受文化差异、通讯技术和战时环境所限），但正因其无利害关系的局外身份，他们所留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才具备一种相对客观性，为我们还原、补充、修正了抗战初期的中国风貌和日常群像。
　　
　　奥登与衣修伍德的中国行始于1938年1月，终于该年6月。在此期间，两位作者辗转广州、汉口、徐州、西安、金华、上海，足迹远至西北和东南前线。他们不仅采访到了国共两党的要员、外国传教士和医护工作者、士兵和平民，还有日本代表和已与日本签订协作条约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向读者们介绍了第一手战争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本日记体游记，该书并没有落入此类作品常有的流水帐模式，而是有故事，有观点，有谐趣，总之，是一本线索零散而主题高度统一的文学味浓厚的书。
　　
　　比如对人情的刻划，便体现出两位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在他们笔下，杜月笙一手血腥一手慈善宛如“戴帽子的斯芬克斯”，从公共形象转入私人领域的蒋介石姿态僵硬得如同“被罚站的学童”，而从中共核心出局的博古，则是一个时常哈哈大笑、以至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的乐天派……这些叱诧风云的历史人物，在此展现出我们因种种事由而无从知晓的另一个面向。而对战争的刻划，更显见两位作者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徐州期间，适逢台儿庄大捷，他们不似中国官方那样刻意赞美胜利，而是转笔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我们都很兴奋，除了一个中国医生，他变得忧郁起来，陷入了沉思。他有一个日本老婆。”战时人心的迂曲复杂是跨越国界的，即使言语不通，也足以在作者们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事实上，对于所有人而言，中国能否战胜日本，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作者们却坚信中国必胜，我们会奇怪他们的这种信念是从何而来的。是客人对主人的客套之辞？抑或“正义战胜邪恶”的天真想法？都不是。而是从他们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中所作出的判断。彼时中国军备老化、设施陈旧、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换作任何一支欧洲部队都会质疑战胜日本的可能性，但中国军民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作殊死战斗，其牺牲精神令作者们印象深刻。我们今天会根据种种政治和经济因素作出战争推测，而对“精神”这样难以量化的东西嗤之以鼻，但在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中，“精神”确乎可以成为民众赖以坚持的支柱。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将这种“精神”轻巧地诗意化了：“战争定然是这样吧——只是块穷土恶壤，中国那鲜花盛开的丰饶大地上的一小块死亡之地。”他们没有看到苦难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百姓细水长流生活的一部分，“血肉”铸就的长城当然也不是几颗炸弹便能轻易摧折的。
　　
　　不过，作者们还是能从这样的恒久中看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普遍缺乏团队合作与公共精神，动辄拳脚、一盘散沙的内耗从高层一直绵延至民间，而缺乏法治和道德监督的商业欺诈、食品安全问题也因战争大行其道。当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试图根治这些问题，但其改革正如所有古代中国“自上而下”的变法一样，缺乏形成共识的坚实社会来承接，来谋划，来互动，以至成了又一种中央施加基层的理想型和抽象性框架。作者们据此预言战后中国将面临比战胜日本更艰巨的任务：疾病（医疗）、危房（住房）、垃圾（卫生），和文盲（公民教育）。此言诚哉，孰料历史的发展并不尽遂人愿。
　　
　　奥登与衣修伍德短短五个月的中国行，印象必然是浮光掠影和浅淡粗疏的，其大英帝国臣民的优越感、西方文人的“雅痞”劲儿，也从叙述中时不时冒出来。不过他们与中国保持一段距离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从鲁迅痛定思痛的“民族劣根性”视角中移出焦点，得以观察十年前还被其大力鞭挞的麻木围观同胞溅血的中国人，是如何自救的。而75年之后，我们也尚能从中见到自己斑驳的身影，可见该书仍不失当下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