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桥 - 书评

老探戈

　　我们这一代人进新闻行，很大程度上甚或相当一些人，是受了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的影响——观念、态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资料搜集手法和写作风格。至今，我还会向新入行的晚辈们推荐这本书，只是不知道，忙忙碌碌疲于应付的他们是否有时间沉下心来细细地读一读。无论是做记者还是编辑，这本书都值得精读，而且应该隔三差五再回头看看；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范本，是一种经典，也是一种参照物。
　　
　　我一直都喜欢美国新闻同行所写的东西——他们的很多写作原则和方法可以从威廉·E·布隆代尔的《〈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那本书里一管窥豹，而且，我把他们的这些作品或者故事，当成自己学习的样板——无论从资料搜集的手段上，还是从写作手法上。其实，在《光荣与梦想》之前，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就已经让我注意到了这些，但是，《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时给予我的，更多的还是其历史方面的价值。
　　
　　读的多了，慢慢总结出美国同行在写作上所使用的一般规律，借用绘画的术语来说，亦即点、线、面的完美结合。在类似的作品中，无论他们所描述的对象是历史还是现实，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个规律，即：在大的事件上，有完整的或基本的“面”；在涉及事件的人群中，有不同的“线”；具体到事件中的个人，则有生动细致的“点”；而所有的这些点、线、面又纵横交错，近乎完美地交织在一起，让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事件的全貌，而且还可以看到这些事件对个人以及他们所属的人群的影响。就像拍电影，既有远景，又有特写；在史诗般的恢宏气势中，也不忘把焦点对准那些参与其中的个人，哪怕他是一个普通人。后来，很多电视纪录片所采用的手法，似乎也没有摆脱这个规律，甚至成为了一种标准的范式。
　　
　　这个规律，最近在读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的三部关于二战的著作时，感觉得愈发强烈。
　　
　　瑞恩（1920-1974）是爱尔兰人，晚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作为《每日电讯报》的战地记者进入二战的欧洲战场，随军报道直至攻克柏林，后又转至太平洋战区。当年他从战场上发回的报道，我没有见过，但是他的出色工作却在一些资料中有所见闻。不过，让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是他那三部关于二战的著作——《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最后一役The Last
　　Battle》和《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按初版出版时间顺序）。
　　
　　这三部著作中的两部——《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曾经拍成过电影，这两部片子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其中，《最长的一天》开头和结尾处那顶遗落在海滩上的钢盔，《遥远的桥》里战斗的惨烈，都让我念念不忘。
　　
　　最近两个多月以来，集中读了关于二战的一些著作，包括美军、苏军、德军将帅的回忆录，瑞恩的这三部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相关；最难啃的丘吉尔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现在仍在读中。
　　
　　瑞恩的三部作品，一般认为属于“历史文学”的范畴，但是，在我看来，其文学性固然重要，而其历史价值和新闻价值则远远高于其文学性。按照个人看法，我更愿意把这三部著作定义为“新闻报道性历史”或“历史性新闻报道”；因为这三部作品，基于大量的对当事人的采访、基于大量资料尤其是历史档案的搜集和占有，其写作的出发点严格基于史实的基础，而且“无一字无出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成文学作品看待，其价值和意义都是多重的——首先是历史；而作为一个记者的作品，它们又几乎完全采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角度，并没有很多的作者评述；最后，才是文学性，而这一点决定了阅读的快感。
　　
　　三部作品的准备和完成时间依次如下：《最长的一天》，十年；《最后一役》，三年；《遥远的桥》，七年。在《遥远的桥》的写作过程中，1970年，瑞恩罹患癌症，但他仍然以巨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1974年，该书完成，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同年，瑞恩英年早逝，此书遂成斯人绝唱，令人扼腕叹息。
　　
　　三部作品的中译本厚达近1200页，但读起来却并无劳累之感。每捧读一本，总不忍释卷，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这种畅快的阅读快感，应该归功于瑞恩娴熟运用的点、线、面相互交织的写作方法；其中，除了《最后一役》因为引用资料过多、基础调查粗放的原因而略显逊色之外，其余两部都堪称非虚构文学的经典。
　　
　　说实话，捧读这三本书的时候，我经常会产生一种惊异——这样结构复杂、线索繁复的作品，不知道瑞恩究竟如何开笔；然而，这种惊异在阅读过程中又往往转变为一种敬意——对一个前辈同行的敬意，对态度和理想的敬意。
　　
　　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其中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称得上“优秀”，但瑞恩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三部这样优秀的作品，则简直可以称其为“伟大”。而我们，今天只能望其项背，如同面对《光荣与梦想》和《第三帝国的兴亡》一样面对它们，同时，心中充满尊重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