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 - 书评

前天的

　　       说起读潘鸣啸先生的《失落的一代》一书，我得首先感谢法星社网络读书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得这本书走进我的视野，继而使我能读有所获。
　　       作为一个史部学子，我在研读潘先生此书之前恰巧读了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本书，后又得以当面请教书中提到的韩少功先生，故而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制度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及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等问题上有一些感悟与体察，然前两者体系宏大驳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事件的关系属于总分的范畴，故在此仅就第三个问题略作阐发。
　　       关于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这一问题，首先是受到韩少功先生关于当前社会由于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倾向导致道德真空这一观点启发的，后来又在本书中得到了更为具象的感知。其实考究中国的民族历史特性，物质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相反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影响下，中国人向来更注重操守名节和家国民族利益，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宣传仍是着眼于此，即重道德和集体利益。但是现实中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却确确实实主导着大部分人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变化。
　　       潘鸣啸先生在《失落的一代》中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上世纪下半叶初，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华夏大地上展开，广大城市知识青年或怀着理想或被迫走进农村，踏向农场。无论是否自愿，当他们亲眼见到中国农村与他们想象中不同的实际面貌时，当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能真正为改善农村面貌发挥作用时，当他们惊觉自己的生命有可能就碌碌消逝在田地间时，他们万分失望，想方设法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成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追求。至少在政府放弃继续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在运动结束以后知青回城和就业也受到各种限制，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又是如此强烈，因而在这个反差中就孕育了个人主义。在没有合理的制度及严格执行的保障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回城的名额，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得不使用了诸如行贿、走后门、权色交易、装病、假离婚等违反法律或道德的手段，这些就是个人主义的开端，或者说极致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质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是否有如此效果，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上山下乡运动所涉及的是整整一代青年与他们的家庭以及接待他们的广大农村时，这种质疑便会自觉地消失。并且，我们该想到，消极倾向的传播性是远远甚于积极倾向的，这种个人主义倾向通过知青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而这种影响波及到了我们今天。
　　       当然，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相连的只是个人主义，尚谈不上物质主义，但是，后来物质主义的涌进是否就与由于运动造成的种种扭曲无关了呢？我们无法置可否。就此而言，我心中甚至产生了对此书书名的怀疑，因为失落的怎仅仅是一代人？
　　       不过，过分的苛责自然也是不必要的。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泛滥并非上山下乡运动独自的过错，其中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另外一方面，单就个人主义本身来说并不一定会造成道德真空，此一点研究西方便可明晰，问题在于个人主义泛滥的同时物质主义也极尽其能事，导致社会普遍缺乏有约束力的信仰，进而就造成了当前颇为诟病的道德问题。所以，我们苛责的点在于上山下乡运动充当了问题产生的众多合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史学上有“了解之同情”一说，我想在此处该最能体现。我们要做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必须尽最大可能给予运动中的无数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庭以史学的“同情”，如此方能对整个运动有更深的认识。
　　       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这种失落的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