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 - 书评

云の羁

　　     《袁氏当国》是一部难得的调理清晰的，讲述1911、1912年中国的历史读物。唐德刚先生却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利用理性的语言诉说历史，但又不时在字里行间参杂着他对历史人物的赞美、感叹和惋惜。我想历史学家本就是个矛盾的群体，他们必须客观而又感性地分析和讲述历史，才能让过去的人和事在现在鲜活起来。读着《袁氏当国》，不禁要倾慕唐先生这一大家的历史素养。
　　     第一次接触唐德刚的作品，是高中时被岳麓书店出版的《晚清七十年》。虽然是部被阉割的作品，当初这本书还是彻底改变了我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让我走上了历史控的道路\(^o^)/~ 在读这本书之前，历史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背背年代，八卦八卦各种宫廷秘闻，回答无聊的历史问答题而已。中国历史教育的八股“精神”无疑培养出了一批把历史当成“传说中的故事”，将历史人物看成要么好人，要么坏人代表的社会精英。这种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长河之外的态度即限制了当下的发展。学历史，学的无非就是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将过去与现在分而观之的人必定会变得愚昧。这样的社会精英既不能以史为鉴，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又如何能带领中国穿过历史三峡呢？
　　
　　     《袁氏当国》中引入了“历史三峡”的概念。在1910年代，中国企图从帝制转入民主，大跃进跨过“历史三峡”，却以失败告终，还附带赠送了接下来几十年的动乱。事实上，一件事想要做成功无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可惜，20世纪处的中国一个也达不到。
　　     先说天时。中国从帝制转入民主的时机在我看来是糟的不能再糟了，因为中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运动，然后在踢掉帝制这一挡路牌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体制。我想在天时这一问题上，难免要把日本列为参照物。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比中国要早了整整43年。在这43年中，日本有足够的缓冲期慢慢从封建制度过渡到明主制度，慢慢在国内政治博弈推行宪法，在经济上转换体制，并在军事上累计实力。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的君主立宪内阁制度能够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呢？其实根本原因是日本所要反的”封建力量“是将军，而不是皇帝。皇帝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明治维新其实跟明治天皇也没啥关系，当时的实权都掌握在维新派手里，维新派说着算。而中国不同，康梁变法依靠的政治基础本身就是应该被首先剔除的“封建力量”，这样矛盾的变法又如何能成功呢？
　　     回到辛亥革命上面来。20世纪初的几年是国际政治博弈空前剧烈的时间。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列强在全球强取豪夺，互不相让。而刚成立的中国不免被卷入列强之间，甚至与列强的军事外交斗争中去了。书中也说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朗率农民起义，中原正一混乱。“（122）。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根本无法像日本有长时间的缓冲期。看着中国的内忧外患，当时的爱国民众无法不急躁，巴不得立刻马上变成民主体制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这样一心图快的结果就是阴沟里翻船了。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时期列强之间还是小打小闹，虽然日本也如中国般被列强强迫签订无数条约，但当时还有足够空间自立自强。等到列强大闹起来，他都能打败俄国，晋升列强了。天时果真是要紧的很啊！
　　     再说地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朝的中央权利就已经下方给了地方。观《袁氏当国》，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的帮派、政党更是层出不穷。即使袁世凯当政期间，中国还算统一，但地方离心仍然是难免的。再者，中国的疆土早已被列强刮风地七零八落。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且不能保证，如何能跃过历史三峡呢？古今中外领土的统一之所以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因为只有统一的政权才能有力并且有效地实施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早已分散地中国自是达不到”地利“这个条件了。
　　     最后说人和。《袁氏当国》中有3个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孙中山(国父啊国父)、宋教仁和袁世凯。唐德刚对这3人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孙中山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孙虽然是个大思想家，但某些思想(例如大中华铁路)有些太过理想化。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比起孙，他更能搞出点扎实的行动计划，可惜锋芒外露，霸气泄漏，便成了枪下冤魂了。袁世凯是个曹操般的枭雄，有手段有思想，却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就遗臭万年了。他们三个人，如果倾力合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套领导班子，还是有可能hold住当时的形势的。一个搞思想教育，一个搞实践计划，一个把着枪杆子维护和平，多好的组合啊。可谁的心中没有一点小九九，谁不想当中国的第一人。于是孙、宋一派的同盟会和袁世凯互相削弱对方的实力，甚至互相渗透。(这段子听的好耳熟。) 这就是个中国历史的悲剧啊！中国人老是喜欢在对外的同时搞点内斗，斗来斗去，把本来绝佳的领导班子都给斗掉了。当然除却领导班子这一点，当时的民众也是断然达不到“人和”的标准的。不但文盲居多，而且在不文盲中，真正懂民主的简直是凤毛菱角。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本来使最优的选择。但这在内忧外患不断，领导层面还各个忙于自立为王的中国，定是很难实现了。
　　
　　     无论我们如何感叹，如何惋惜，历史也已经定型，1911-12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早就已经过去。除非我穿越到平行时空，否则是看不到其他的结局了。倘若要以史为鉴，分析当今中国越过这“历史三峡”的可能性，也难免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考虑。中国是统一了，但中国人在八股历史和政治教育的熏陶下，仍是无法自主推动民主法制的进程。无论变革的契机何时出现，我期望那是个和平、缓和的过程，而不是另一次如辛亥革命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