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 书评

濂溪公

　　
　　该讲的标题是“知识史与思想史”，副标题是“以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及其对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例”。
　　看副标题给人的感觉就是怪怪的，怪就怪在“西洋天学”上。说西洋天文学好理解，为什么要用“西洋天学”，没见作者做出说明。说“中国古代天学”这个也好理解，在作者该讲提供的参考书中有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江还著有《中国天学史》，通过江的著作的序言可以了解为什么用天学这个说法。本来用天学这个概念是跟西方古代的天文学区别开来，现在出现“西洋天学”这个说法，就让人摸不到头脑了。
　　在该讲中一开篇作者是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讲解自己的看法的，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西洋天学”
　　为什么要选择“西洋天学”这个话题来讨论，作者说他有他自己的问题背景，背景之一也是作者该讲的意图，是把形而上的思想史和形而下的知识史“结合起来”，并“建立一种互相诠释和互相支持的关系”，他意图打破现行的学科分类来谈这个问题，并举了学科见互相发生关系的四个例子。他举这四个例子，第一、三、四个恰好可以解释描述中国古代天文方面知识用天学而不用天文学。举完例子后他提到了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后以《中国方术正考》的名字重版，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方术续考》），该书站在《汉书》分类的角度依据考古材料揭示了方术的知识和思想史意义，是古代知识和古代思想研究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思想史是否需要讨论有关知识史背景”。作者已经把思想史看作是“形而上”的，把知识史看作是“形而下”的，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发此一问了，“道不离器，器不离道”，“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应该是大家熟知的。
　　令人纳闷的是一开始他说“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之二，是要告诉各位，思想史研究一定要注意，知识史还有更广阔的空间背景。”该句中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西洋天学’这个话题讨论”，所以才有背景之二一说。果真如此的话，问题之二的标题就应该跟“背景之一也是作者该讲的意图，是把形而上的思想史和形而下的知识史‘结合起来’，并‘建立一种互相诠释和互相支持的关系’”并列来讲并放在“为什么选择‘西洋天学’这个讨论话题”之下作为两个子话题来讲才对。这样才可以跟后一个标题“西方天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历史”并列起来。
　　还是按照文章的结构来看第二个问题。作者首先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某知识背后的广阔背景，由此他引到17世纪以后的中国和日本，在“同时进入世界”的时代，发现“当中国和日本同样都在面对西方知识的时候，日本首先接受的，主要是医学；而中国首先接受的，主要是天学以及与天学密切相关的数学”，通过这个区别，作者提出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思想史的问题可以讨论呢？”
　　作者从这个区别出发，讨论了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差异，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上。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历史和传统自我完足的文化，……，一个新知识，要想纳入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一定要在‘体’或者‘道’的层次上得到解释，就是这个道理。”“我一再强调‘天圆地方’的观念对于中国人非常重要，上是宇宙的秩序，同时这种空间感觉，也支持着社会的和政治的秩序，符合这种观念才有政治和知识方面的合法性。”“因为天文学不只是天文学，还是政治学和伦理学，星占可以预测祸福，也可以预言政治，天象是一切的基础，而历法不仅标志时间分配，而且表示着政治的合法性。”话说到这里，作者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单单挑出来天文学来讲的原因”。
　　这简短的论述实际上说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这些方面的知识应该称为“中国天学”而不是“中国天文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就可以顺利过渡到谈“西洋天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历史”。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要讲的。
　　作者首先声明了，他并不是研究天文学史的，他的介绍只是一个“极简单的轮廓”，看看他在文后的建议阅读文献中只提到了江的那本书，我们就知道作者不是自谦。应该是他只看过江的这本著作，却没怎么看包括他提到的陈遵妫在内的其他天文学史方面的专家的著述。在以下的论述中，他就只关注了天文学中宇宙论的相关内容，并且只注意了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宇宙论这个方面。光凭中国接受西方宇宙论方面的知识来解读中国思想，不论及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很多重要的成就例如历法，详细的天象记载等等，缺憾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描述的简单轮廓没有问题，细读下来有几个地方跟其他著作的论述有出入。
　　1、        者说“我们古代人因为没有实测天空和大地的方法，只能从观察星辰日月的运行经验来推理和想像，想像天地宇宙的结构是怎么样的。”这句话没错，不过后边描述的三点，就指代不清了，因为古代中国和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在这个问题的描述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2、“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天学知识大概是从印度传来的佛经以及婆罗门经，里面有很多涉及到天文知识，包括二十八宿和各种星座等等，比如《世界纪》之类的东西。我们来看陈遵妫先生的《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7月1版1印 以下引用都引自该书）一书中的相关内容：“（唐代以前）这些印度古代天文知识，远不如我国当时的天文历法的知识，毫无给我国天文学以任何影响的价值。”（该书第31页）“（唐代）就天文学方面来讲，在非科学的占星术的迷信方面，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不过，在需要更高级的专门知识的科学的历法方面，中国历法家却似乎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吸收的迹象。这是由于唐代历法家绝对相信我国自己的方法，而这种相信，当然是有其正确理由。”（该书第33页）
　　3、        于元代阿拉伯人札马鲁丁传播天文学知识，“元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札马鲁丁传入的万年历也和唐代传入的天竺历一样，由于其中有些部分，当时认为反而不如中国自己的历法精确，因而没有采用，或纵使采用而使用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该书第33页）
　　4、        作者说15、6世纪之间，“西洋那个时候已经用望远镜看到了月亮上的地貌和木星的卫星，比较能够证明太阳、行星、地球和天体的关系。”实际情况是，望远镜是1608年才由荷兰的李普希发明，天文望远镜是伽利略609年发明的。
　　5、        作者说明代中后期的几十年，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西洋的历法，甚至包括接受哥白尼的思想，我们看陈书的记载“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已把有关哥白尼体系和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书籍都带到了中国，但始终隐瞒，不予介绍。”（该书第162页）再看“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有过复杂曲折的过程。明末耶稣会士是隐瞒哥白尼的关于太阳系的学说。最先把哥白尼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他是违背耶稣会纪律私下透露的，其范围是极其有限。他的不彻底介绍，使哥白尼学说传入中国推迟了近百年。直到表演哥白尼太阳系的两个仪器传到中国以后，耶稣会士们才不得不出来更正他们的错误。”
　　6、        作者提到崇祯三年（1630年）曾有依次关于月食的计算，用各历法推算，结果是夕阳历法最准确。实际上，崇祯二年（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预报显著错误，就已经促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该书第161页）
　　7、        《崇祯历书》修完后直到明代覆灭，始终没正式颁行，作者说“清顺治年间，另一传西洋教士汤若望将其改名，刻成32种103卷的《西洋新法历书》，并且在中国广泛流传。”实际上远没有这么顺利，并且该历书也有缺点。（见该书第163——165页）
　　第四部分标题是“在‘体’、‘用’、‘道’、‘器’之间”，讲的是西洋天文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接受态度。
　　作者提到了康熙年间的杨光先，把他作为一直反对西洋新法的代表，评价说“我想，后来人对杨光先批判的有些过分，比如说他是‘讼棍’，因为他告了汤若望，于是自己当了管天象的钦天监，结果又算错了历法被撤职，人们嘲笑他，贬低他。”要知道，他可是因为“自己‘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所以清政府任他为钦天监正时，他五次辞职，均未获准”的。（该书第164页注五）
　　作者说“在讨论西洋天学进入中国知识世界的时候，我们还得关注一下当时的思想史背景”。这话不错，不过在谈到清代学习西洋天文学知识的时候，有两点值得作者关注，一是钱穆所说的清朝的部族政治，这跟以前的中国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钱穆著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再一个是17、18世纪，欧洲知识界曾围绕中国上古史是否可信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就不单是西洋知识传入中国的问题。（详见吴苇莉著 《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新生代学人文丛》）
　　“中国的思想界，在几百年间已经几经转折，终于向西转去”这话不错，在这转折中间，无论是知识史还是思想史，还真如作者所说“问题实在是很多，历程也实在很复杂”，作者说“以后有机会再细细讨论，期待看到作者更仔细更深入的论述。
　　有一点可以确定，文中出现的“西洋天学”、“西洋天文学”、“西方天学”应该表示的是一个意思，如果作者肯做个统一，我的建议是，采用“西洋天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