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 - 书评

灰烬拾

　　文化转变的物质基础
　　
　　吕思勉将中国文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诸子学说，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玄学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的理学。他指出，专制主义社会草创、沿革、停滞、衰败的历程，正是文化转变的物质基础。
　　
　　先秦两汉是专制主义国家草创阶段。此时政治制度国家形态的构建前无古人、尚在摸索，因此知识分子心理总体昂扬进取，以矫正社会弊病为志；又因未尝碰壁而认为不存在独立于人力之外的社会规律，诸种心理促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到王莽变法失败之后，宣告此路不通，知识分子“求变”的热望不免骤冷，于是转向探讨如何使内心去适应有弊病的社会。玄学和佛学恰恰满足了这种“反求诸己”心理需要，因此在汉末魏晋南北朝繁荣起来。这种保守的心理倒置了社会与个人内心间的关系，把社会成员看做单个分子加总，而这些单个分子的内心善恶又决定了人的好坏从而决定整个社会的好坏。把这种思想推演极致，就认为社会改良根本没有内心改良重要。这种避世情节到佛学鼎盛的唐代，心行合一都可以不要，只要心上觉悟就照样是圣人，已经是极端。
　　
　　虽然第二期文化给出的出路不是期盼来世就是内心自省，但至少还肯定社会弊病存在。到第三期的宋代，社会发展已近资本主义前夜，也是专制主义进步作用耗竭、由盛转衰的拐点。作为专制主义社会为自我保存而生的反动思潮，理学固守基于封建社会、农业社会形成的一整套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它已不言社会弊病，而是干脆称社会本身是好的；仅仅因为封建意识形态得不到遵守、社会成员不按专制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组织，才导致了社会不好。这种逻辑看似荒唐，但我们必须看到，当时根除社会弊病的唯一出路仅有近代化。宋代的商业、社会分工扩展达到了历代极致，对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破坏也空前未有。可谓在经济基础的发育上，宋代已经穷尽了专制主义的潜力。因此此时的社会弊病不再是以往那样局部的、可以改良的，而是总体性的、必须以炸裂专制主义社会自身才能获得根本出路的。
　　
　　宋代士人学子毫无疑问意识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求变”呼声复起。但中国思想界的遗产仅有先秦诸子、玄学和佛学。所以在“历史站位”上，宋人选择了站在上层建筑一边“求变”，因此他们以极大热忱去完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理学“理智地反动”的合理性正在于此。与这种全面收紧退后的社会心理相适应的，纲常伦理的刚性在元明清逐步达到了巅峰。至于近现代资本主义中国，旧民国有新生活运动，新民国有以德治国八荣八耻管理学各种left翼right翼改良主义。以古度今，不过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