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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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这位前上海市委书记治下的十三年，是TG最后的光辉年月。（当然，1997年之前并不能全然归功于他，不过回忆一个时代也无需如此讲究。）在这十三年中，这个政党还可以发动民众的热情，亦能在群体性的参与中寻找到或多或少那么一点合理性。而十三年过后，这种最后的热情也已不再。
　　
　　
　　
　　一贯慵懒，就不查证什么资料了。随意记录一些。
　　
　　
　　
　　十三年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中国的开放换到今日亦极难想象。几位留美学子通过渠道递上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恰巧姚依林等拍板决定支持股份制，证券交易所这件大事，说办，就办了。1984年，飞乐股票发行。1990年春，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出外访问，放下豪言，年末上海要开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就突然面世。这或许是这个政党的重大举措最后一次掀起真正的全民狂热。一下子全民炒股潮。当时街头巷尾，无人不知杨百万（虽然杨百万实际上靠倒卖国库券发家）。无数电台几乎一整天放股评节目。连幼小的我都知道长虹和深发展，喔，有一段时间还有陆家嘴。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股疯》，记得也是一时火遍中国。毫无疑问，我妈妈和外婆，等我少许长大，就立马投入了股市的怀抱，虽然至今尚未解套。
　　
　　
　　
　　炒股以一种奇妙的关系和下一桩故事搭上了关系。90年代初闹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国企脱困”。尚可挽救的国企最终上了市，靠着一度繁荣的证券市场圈了钱，续了命。而不可拯救的，则纷纷合并破产。下岗潮也是这趟改革的一个副产品。我生在南方，母亲是温州人。当时并未听说过北方，西部或者中部惨烈的景象。唯一注意到的，是身边一阵全新而强烈的商业气息。那时间，打破铁饭碗，并不一定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名词。记得小学时候，有一篇流传十分广，各种范文书都互相抄袭的文章，大概叫做《摩托车舅舅》。到现在我还印象极深，大意说是作者的舅舅摔了铁饭碗，买了一辆幸福牌摩托车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不几年攒下了几万块的积蓄，也终于买上了小房。最后的一句似乎是，在重新又获得了家人的认可后，“舅舅脸上露出了帅气的笑容。”这毫无疑问是一则太过完美的故事。然而我身边的故事却也大致不差。本就充满着创业精神的温州亲戚们纷纷下海，不用多久，就买上了车，盖上了房。当时我自己的父母还在吃着“铁饭碗”，一家人蜗居在总共29平方米的家属区里。那时我倒也觉得挺幸福。直到我坐着一辆过夜中巴，开了将近8个小时以后回到温州老家，看到亲戚们都住上了新盖的，好几层的小楼，才惊讶于这个世界的变化。不过当时的场景似乎的确是如此。在下岗潮开始以前，就有过海南开发的大潮。93年泡沫破裂之前，无数人涌入这个曾经荒蛮的小岛，用冒险换取生命的改变。就我当时的观感，似乎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了这种创业的热情里。这种热情并非是现在的精英创业潮，一帮国内外名校的学子，拿着丰厚的VC投资，躲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一桩商务楼里，希望鼓捣出下一个扎克伯格。当时勇于下海的，往往是一文不值的草根百姓，就这么又愿意，又莫名地涌入了这一场大潮。
　　
　　
　　
　　和上面这个故事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98年的抗洪。十多年后回头望，才发现这似乎是最后一次，整个国家的民众和一个政党站在一起，真诚地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抗御灾害的侵袭。那个时候我还小，常常去朋友家玩闹，总发现电视被点亮在直播抗洪好的中央电视台。抗洪之后不久，举行了数场抗洪英雄事迹展，全国上下跑，有搞博物馆展示的，有搞真人巡讲的。我记得事过不久后，我正好军训，也就聆听了这么一场巡讲。一名参与抗洪的兵士向我们展示他身上被江水泡烂，久不愈合的皮肤，也讲述在抗洪中死去战友的故事。不管故事真假，不管动机如何，我相信那时我身边的感动和自豪是真挚的。而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如此的感动和自豪。或许是最后一次TG和他的民众站在了一起。一年之后，是轰炸大使馆事件。那时的人们已经充满了怀疑。当时我被组织，去参观省博物馆的事迹展出。身边与我同年幼的伙伴们已无一年前的热情，更加无需提大人。
　　
　　
　　
　　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那件事。我得庆幸，我的一位近亲去世得早。当时她癌症复发，她的儿子急忙从美国飞回国内。站在医院走廊里向内眺，只见病房里的人们都哭倒在床边。结果没过几个月，我们居然或许有些庆幸：这样她，甚至我们一整个家，就不用受什么折辱。她的丈夫某一日去了公安局，把所有她遗下的，和那件事相关的书本，录音和照相，统统都上缴，从此也便相安无事。有趣的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海外声音的渗透已经极厉害。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身边大多数的朋友，或多或少都听闻了不同的声音，而且看起来证据确凿。然而这也无伤大雅，一场思想改造的大潮依然掀起。或许这是这个政党最后一次鼓动起大量的民众，最后一次说服他们，这个政党在做正确的事。时至如今，绝大多数我身边的友人，对于那件事的观感，还统一着官方口径。
　　
　　
　　
　　这样的力量再未能得到重现。当这位前上海市市委书记默默退下之后，TG和它所运作的整个政府失去了发动民众的能力，无法再掀起全民的狂热，获得全民的支持，或者至少说服大多数的民众。当年，一位老人穿着便装，拿着大喇叭站在堤坝上，大喊：“坚决严防死守”时，换来的是举国的支持。十年过去，当另一位老人穿着运动鞋，烫着一头蹭亮的黑发，含泪说一声，“我来晚了”，换来的只是一片冷嘲热讽。理由或许很多，民智的成长，如此多年积攒下来的失望，或者是TG本身的缺乏力量。或者干脆是民众已然失去所有的热情：刚刚文革过后，无数文学青年在夜色里踏着自行车，就为分享几册难得的好书。而现在，这样的热情也没有。我们看到的往往是TG力量的退却，却常常忘记了，在这样的体制里消磨去的热情，已经无法唤回。没有信仰，没有价值，没有愿意为之奋斗的理想，或者愿意为之呐喊的关怀。只有最现实，最眼下的金钱，或者无限的谩骂和不满。旅居海外太久，对中国社会现状缺乏了解，不敢再多乱作评论。但是写到这里，居然对于西红柿里发生的一切有那么一点点不当的同情。或许那位老人是在博取政治资本。而更或许，那位老人，只是不相信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还在努力地试图回归十年前，曾经还那么意气风发的，充满热情的政府和它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