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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中国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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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13 13:41:20 | 显示全部楼层
  对我来说,这位前上海市委书记治下的十三年,是TG最后的光辉年月。(当然,1997年之前并不能全然归功于他,不过回忆一个时代也无需如此讲究。)在这十三年中,这个政党还可以发动民众的热情,亦能在群体性的参与中寻找到或多或少那么一点合理性。而十三年过后,这种最后的热情也已不再。
  
  
  
  一贯慵懒,就不查证什么资料了。随意记录一些。
  
  
  
  十三年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中国的开放换到今日亦极难想象。几位留美学子通过渠道递上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恰巧姚依林等拍板决定支持股份制,证券交易所这件大事,说办,就办了。1984年,飞乐股票发行。1990年春,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出外访问,放下豪言,年末上海要开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就突然面世。这或许是这个政党的重大举措最后一次掀起真正的全民狂热。一下子全民炒股潮。当时街头巷尾,无人不知杨百万(虽然杨百万实际上靠倒卖国库券发家)。无数电台几乎一整天放股评节目。连幼小的我都知道长虹和深发展,喔,有一段时间还有陆家嘴。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股疯》,记得也是一时火遍中国。毫无疑问,我妈妈和外婆,等我少许长大,就立马投入了股市的怀抱,虽然至今尚未解套。
  
  
  
  炒股以一种奇妙的关系和下一桩故事搭上了关系。90年代初闹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国企脱困”。尚可挽救的国企最终上了市,靠着一度繁荣的证券市场圈了钱,续了命。而不可拯救的,则纷纷合并破产。下岗潮也是这趟改革的一个副产品。我生在南方,母亲是温州人。当时并未听说过北方,西部或者中部惨烈的景象。唯一注意到的,是身边一阵全新而强烈的商业气息。那时间,打破铁饭碗,并不一定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名词。记得小学时候,有一篇流传十分广,各种范文书都互相抄袭的文章,大概叫做《摩托车舅舅》。到现在我还印象极深,大意说是作者的舅舅摔了铁饭碗,买了一辆幸福牌摩托车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不几年攒下了几万块的积蓄,也终于买上了小房。最后的一句似乎是,在重新又获得了家人的认可后,“舅舅脸上露出了帅气的笑容。”这毫无疑问是一则太过完美的故事。然而我身边的故事却也大致不差。本就充满着创业精神的温州亲戚们纷纷下海,不用多久,就买上了车,盖上了房。当时我自己的父母还在吃着“铁饭碗”,一家人蜗居在总共29平方米的家属区里。那时我倒也觉得挺幸福。直到我坐着一辆过夜中巴,开了将近8个小时以后回到温州老家,看到亲戚们都住上了新盖的,好几层的小楼,才惊讶于这个世界的变化。不过当时的场景似乎的确是如此。在下岗潮开始以前,就有过海南开发的大潮。93年泡沫破裂之前,无数人涌入这个曾经荒蛮的小岛,用冒险换取生命的改变。就我当时的观感,似乎大半个中国都被卷入了这种创业的热情里。这种热情并非是现在的精英创业潮,一帮国内外名校的学子,拿着丰厚的VC投资,躲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一桩商务楼里,希望鼓捣出下一个扎克伯格。当时勇于下海的,往往是一文不值的草根百姓,就这么又愿意,又莫名地涌入了这一场大潮。
  
  
  
  和上面这个故事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98年的抗洪。十多年后回头望,才发现这似乎是最后一次,整个国家的民众和一个政党站在一起,真诚地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抗御灾害的侵袭。那个时候我还小,常常去朋友家玩闹,总发现电视被点亮在直播抗洪好的中央电视台。抗洪之后不久,举行了数场抗洪英雄事迹展,全国上下跑,有搞博物馆展示的,有搞真人巡讲的。我记得事过不久后,我正好军训,也就聆听了这么一场巡讲。一名参与抗洪的兵士向我们展示他身上被江水泡烂,久不愈合的皮肤,也讲述在抗洪中死去战友的故事。不管故事真假,不管动机如何,我相信那时我身边的感动和自豪是真挚的。而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如此的感动和自豪。或许是最后一次TG和他的民众站在了一起。一年之后,是轰炸大使馆事件。那时的人们已经充满了怀疑。当时我被组织,去参观省博物馆的事迹展出。身边与我同年幼的伙伴们已无一年前的热情,更加无需提大人。
  
  
  
  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那件事。我得庆幸,我的一位近亲去世得早。当时她癌症复发,她的儿子急忙从美国飞回国内。站在医院走廊里向内眺,只见病房里的人们都哭倒在床边。结果没过几个月,我们居然或许有些庆幸:这样她,甚至我们一整个家,就不用受什么折辱。她的丈夫某一日去了公安局,把所有她遗下的,和那件事相关的书本,录音和照相,统统都上缴,从此也便相安无事。有趣的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海外声音的渗透已经极厉害。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身边大多数的朋友,或多或少都听闻了不同的声音,而且看起来证据确凿。然而这也无伤大雅,一场思想改造的大潮依然掀起。或许这是这个政党最后一次鼓动起大量的民众,最后一次说服他们,这个政党在做正确的事。时至如今,绝大多数我身边的友人,对于那件事的观感,还统一着官方口径。
  
  
  
  这样的力量再未能得到重现。当这位前上海市市委书记默默退下之后,TG和它所运作的整个政府失去了发动民众的能力,无法再掀起全民的狂热,获得全民的支持,或者至少说服大多数的民众。当年,一位老人穿着便装,拿着大喇叭站在堤坝上,大喊:“坚决严防死守”时,换来的是举国的支持。十年过去,当另一位老人穿着运动鞋,烫着一头蹭亮的黑发,含泪说一声,“我来晚了”,换来的只是一片冷嘲热讽。理由或许很多,民智的成长,如此多年积攒下来的失望,或者是TG本身的缺乏力量。或者干脆是民众已然失去所有的热情:刚刚文革过后,无数文学青年在夜色里踏着自行车,就为分享几册难得的好书。而现在,这样的热情也没有。我们看到的往往是TG力量的退却,却常常忘记了,在这样的体制里消磨去的热情,已经无法唤回。没有信仰,没有价值,没有愿意为之奋斗的理想,或者愿意为之呐喊的关怀。只有最现实,最眼下的金钱,或者无限的谩骂和不满。旅居海外太久,对中国社会现状缺乏了解,不敢再多乱作评论。但是写到这里,居然对于西红柿里发生的一切有那么一点点不当的同情。或许那位老人是在博取政治资本。而更或许,那位老人,只是不相信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还在努力地试图回归十年前,曾经还那么意气风发的,充满热情的政府和它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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