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 书评

載酒江

　　顧誠先生此書可以看出確是花了不少功夫和心血，是一本有功力的大作。比之於當下浮躁著述者，所勝不可以道裡計，余讀此書，斷續一月，前未聞顧先生大名，至讀其著作，方知其人其書，比之於老輩學人治學方法、歷史觀點，顧先生有其顯著之不同，然而擬之於馬克思主義史學，顧先生好像亦非全然皆是。總而言之，此書為一有自身特點，不囿於舊說，不受制于所謂“進步史觀”之限制的用心之作，有一讀之價值及必要。掩卷之餘，明末浩浩蕩蕩之過去，長歌當哭之陳跡又仿若近在眼前，金戈鐵馬、浩氣四塞之時代固然為過去，然而為時人鑒，為後人鑒，關於此段時期作其史、讀其史自有其必要。
　　余讀此書，首先當然為顧先生之廣收并蓄之史料蒐集而贊嘆，其論證皆有相當之史料做支撐，固非膚淺妄言之輩可比，然而也並非全無疑問，以史料做支撐固然有穩重之感，然而若史料本身既有極大之問題，這論證之結論恐亦大有問題了。不過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就不多言了。下面略談談個人看法。
　　一、過於強調農民軍的作用
　　從李自成的大順軍到張獻忠的大西軍，在明末清初算是兩股很大甚至左右了歷史走向的軍事勢力，然而李自成自起兵時並不是一帆風順，和明軍之間的戰鬥絕不是一邊倒的勝利態勢，甚至可以說，若非有東北滿清的牽制，大順軍決不可能成如此大的氣候。至於李自成攻進北京，明朝滅亡，顧先生推翻了前人關於李自成大順軍腐化墮落導致一敗塗地的結論，相反認為正是由於農民軍沒有立即轉變為官僚化、地主化的勢力，才導致了失敗。這種看法固然很有新意，也有相當的說服力，然而如果李自成與北京的明朝殘餘勢力同流合污，相互合作，便真能開新朝之風氣么？這恐怕未必。地主階級、農民階級是有著濃濃意識形態的定性方法，李自成的起兵，打出各種政治口號，無疑是想收買農民的人心，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李自成等大順軍的上層人物絕非一如既往地保持所謂農民階級的特點和本性，所謂的地主階級的轉化恐怕在李自成縱橫西北時期就已經完成了。大順軍如此，大西軍恐怕也不能例外，明亡以後，南明對於農民軍隊起家的各種軍事勢力懷有相當的戒心這是毫無疑問，恐怕也是自然而然的，顧先生一味地指責南明官吏缺乏大局觀，沒有戰略眼光，無疑是以今人之標準衡古人之作為了。而這點，是顧先生屢屢在文中表露出來的。顧先生認為南明後期主要依靠農民軍的支撐，這點基本是正確的，但是先生好像忘了南明自上而下的組織系統仍然是與農民軍組織系統格格不入的明朝官僚體系，而離開了這一維持了數百年明朝統治的系統，我們說，恐南明亦不能稱之為可以和滿清抗衡的政權了。少了運轉流暢的官僚系統，農民軍亦不可能有大作為，這一點從其各個農民領袖接受明朝編制，受賜明朝官爵即可見一斑。故此可以說，農民軍對於南明史的作用似乎是有些放大了。
　　二、對明末吏治之持續性沒有深刻揭露
　　顧先生的南明史對於明末的人物有新的看法，其代表人物是史可法，他認為“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這種看法可以備一種別樣視角來品評歷史人物。然而仍覺陷入對古人求全責備的高要求中而不知，明朝吏治中後期已經是腐敗異常，张居正改革后吏治亦未見有大的改善，以此種政治環境來苛求史可法力挽狂瀾，澄清朝野，然後還需振作軍事，連接明末人人視為反賊的農民軍，擊退滿清的鐵蹄來侵。未免要求太高了。若以此標準評價史上之忠臣，文天祥、岳飛等有幾人能合格？
　　三、氣節傳萬載，丹心與天齊
　　南明史是一部痛史，是異族入侵后漢族人民悲苦痛楚的一段不忍回憶的過去，然而反觀歷來異族入侵，無論是金、元、清等入主中原之際，都不乏忠臣義士泣血丹青、殺身成仁之舉，但似乎都沒有明末如此之深刻如此之痛切的，如果有什麽能稱得上是不朽，此即不朽。反觀，也有些搖尾乞憐，助紂為虐之輩，身後留下萬世駡名，為人所不齒。除此極端之二者，披髮入山、散入江湖形如野人之眾多明末縉紳士大夫，亦各有其人生軌跡，有其疾痛慘怛，有其憶苦思甜，有其亡國之痛，有其故國之思。遺民如此，貳臣亦各有其痛苦，很多都在清人之政治壓迫手段下苟延殘喘，徒呼奈何。痛定思痛后，需要的是對家國天下民族的思考，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为明广西巡抚驻节地。清军向广西推进时，明将陈邦傅在二十八日夜间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二十九日，李成栋兵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道旁，口称：“烨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怀怒以及下邑，烨之罪也。若以罪不赦俘诸军，惟命；若惠邀天之幸苟保首领，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视。李成栋笑而释之。”
　　
　　“药三桶，投在厢红旗下；火药、火器留用，贼官贼兵俱杀讫。本日未时，城内投出百姓男妇七十余名，男人分杀，妇女分留。……”这就是满洲贵族“仁义之师”的本来面目！”
　　“瞿式耜对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自丁亥（1647）三月已拼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留守，可以无死，盍去诸？”张同敞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二人于灯下正襟危坐，夜雨淙淙，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
　　
　　“吉水人王宠，排行第八，人称王来八，自1645年起义兵，“出入吉、赣、临、抚间，骤发倏散，踪若风云，数百里地，敌骑阻绝，士民得安定，服明服者，皆来八力也”。1646年他兵败被俘，设计伪降，盛筵款待清军，用酒灌醉，夜间召集旧部全歼看守之敌，随即换上清军器械旗帜乘船进抵新淦、峡江，清朝知县出迎，都被擒杀，连克二城。清军主力来攻，王宠兵力不敌，战败后随机应变，在旗帜上大书“追剿王来八”，在乱军中大呼“杀贼”，乘清军错愕之际溜之大吉。1647年十月，清江西巡按董学成檄调各府县兵围剿，王来八战败，死于乱军之中”
　　
　　“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 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纛龙津。 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并书。”
　　
　　“顺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已经请准解任，回京调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离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说：“职经略无能，寸土未拓”，充满了颓丧情绪。不到半个月，他得到了“云贵逆贼自乱”的情报，兴奋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转报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孙可望派人送来的信后，当即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擞精神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了。”
　　
　　“甘辉被俘之后，同万礼、余新一起押到郎廷佐等满汉官员面前，万礼、余新下跪，甘辉踢之曰：“痴汉尚欲求生乎！”大骂不屈，英勇就义。
　　
　　“吴伟业出于无奈给梁化凤写了《壮猷纪》，但他良心不昧，对出仕清朝深自痛悔，在一首词中写道：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到头来“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梁化凤统兵赴援，争先出击，得了头功以后又把部下的良马抽出供“满洲大兵”乘骑，让自己的部分士兵徒步为“大兵”开路。这种奴才气味十足的做法得到主子的赏识自在情理之中。战役胜利以后，他与巡抚蒋国柱“兵过无锡洛社，花货满载，牛羊络绎不绝，余可知矣。所掠妇人俱在苏州发卖，镇江凡失父母妻子者，贴票各府县寻觅甚众，无锡城门招子粘满”。这同张煌言军的纪律严明适成鲜明对照，谁是王者之师，谁是殃民之贼，难道还不清楚吗？”
　　
　　“定国自知复兴无望，愤郁不已，五月十五日撰写表文焚告上天，“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六月十一日是李定国的生日，他从这天起发病，到六月二十七日病死于景线。”
　　
　　“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⑤’可谓定评。”
　　
　　“李国英奴颜卑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
　　
　　
　　以上摘錄自顧誠先生的《南明史》，最後以此詩作結：“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紀念江陰人民，同時身為現下的常州人，對當年江陰縣的上峰常州府官吏報以萬分的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