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全二册） - 书评

Berlin

　　媽媽
　　
　　藺瑤（刊登于《萌芽》雜誌總360期，2000年三月號）
　　
　　自我出生以後，我就喊她「媽媽」。她伴著我的成長讓我學書法、練琴、學英文打字。所以我和媽媽相處的時間就是我大部分的童年。鄰居都在背後說她是「吃了人蔘的『蠻娘』」，我過去也常在想：她是不是真是我媽媽，會不會在產房裏給人調包了？但是這個想法我一直沒有告訴她。
　　
　　在我考初中的時候，她有一天對我說：「媽媽下崗了。」正如英文裏的laid off是中國人造出來的一樣，有許多字詞都或多或少地帶有自我慰藉的黑色幽默。下崗其實就是失業嘛。她又補充道：「以後我就沒工作了。」我望著她極其孔乙似的表情，沒有工作不等於沒事幹。幾個月前她就與人家合夥到集市裏賣打火機。我去那兒吃過一頓午飯，打火機三十元一隻，再送一個皮套。一個男人拿著喇叭對湧動的人流喊：「走過路過」，而我的媽媽，站在櫃檯前，和每個過來的人都重複一樣的話。她不喝水，不上廁所，只為能多賣掉一個打火機，以致於回家後，已經發不出聲了。
　　
　　她出生於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三年自然災害中，還長得胖胖墩墩。小時候是班上第一批戴上紅領巾的孩子，做紅小兵時在公共汽車上跳宣傳舞。她說那時她總喜歡觸摸家裏的紅木傢俱，有時精雕細琢的鏤空裏還有柔軟的灰塵。她有一個透明的糖罐，裏面放滿了得花幾年工夫才積攢下的五顏六色的糖紙，有些被折成了小人。小人個個細腰長裙，像王妃一樣的高貴優雅。後來她進了工廠，去安徽參加小三線建設，在那兒當幼稚園老師。
　　
　　可是，她下崗了，更要緊的是她自己強烈要求下崗的。這直到我考入重點中學後，她才告訴我。她有過八次在集市賣打火機的經歷，用賺來的錢與人合買了兩百張股票認購證。在那段日子裏，家裏還常有被繩子捆起來、一迭一迭厚厚的堆在裹了幾層的塑膠袋裏的認購證。可惜她又決定把那兩百張認購證轉賣給別人。幾個月後，她看到人家拿著一迭迭數得豪爽，不過那一迭迭的不是認購證，而是人民幣。
　　
　　後來，他自己也從銀行裏取出一迭迭的人民幣，這是幾年後的事了。她是我今天的媽媽。
　　
　　她坐在某證券營業部的大戶室裏，每天像上下班一樣，但晚去早歸，中午在附近的飯店裏享用午餐。她擁有自己獨立的電腦，還不時在鍵盤上敲幾下，她只需稍一用力，轉椅就使她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好」。椅子在轉的時候，裙角輕輕飄起，裙角裏的皮鞋從三百多元的變成八百多元，直到上千。她已經幾年沒去南京路了，而領我進美美百貨的時候就像領進自己的家。
　　
　　她是大戶室裏唯一的女性，那些男人們都讓我跟著媽媽做股票，每一次，都由她微笑著拒絕。她只為我買一雙名牌球鞋，直到穿得不能再穿，才同意買第二雙。她至今和我們生活在一間只有十七平方米的公房裏，因為家離學校近，因為她不能打擾我的高三學習。我的房間實際就是陽臺，滿櫥滿地的書，就像她滿頁滿紙的股票代碼一樣。她留著她的錢，為了我的學習。
　　
　　我常說「窮得只剩下錢」之類的話來警醒她。我曾無意中看到過她年輕時穿著工作服在演講比賽激昂的表情，這張照片被她留在抽屜的最底層，紮馬尾辮的、單眼皮的、還沒有下崗的媽媽。她對我的建議幾乎是無動於衷。終於有一天，她買來了《標準日本語》，我歡欣鼓舞地把所有的平假名片假名抄下來貼在家裏的每扇房門上，可是不久，這些紙變成了我家的招貼畫，而比起掛在牆上的終日有燈照耀的大劇院的留影來顯得黯淡灰色得多。我讓她看《文化苦旅》，她說挺好看，但不如我看書時或捶胸頓足或潸然淚下或沉思半晌的反應。我想她是不是已沒有激情？她是否還擁有青春？
　　
　　但她看起來很年輕，從不濃妝、不配戴首飾，見到我倆的人沒有認出她是我媽媽的。她夏天穿T恤、牛仔褲，還淡淡地染發，一切在她身上顯得協調、自然，不像市井生活縫得鐮刀似的眉毛、燙得如花卷似的髮型、內衣比外衣低五個檔次的女人。她能瀟灑自如地駕駛一輛本田或Volvo，她和她的朋友們外出郊遊的時候，高速公路上都留下她的身影。
　　
　　然而她不讓我接觸那些擁有高級私家車的百萬富翁，而常帶我去大學教授家聊天，在那裏我往往是喝不上一口清水卻能欣賞一場關於物質與精神的絕妙演講，這些年輕或年老的教授們在送走我後會繼續他們的論著或打開電腦看走勢分析圖。她非常尊敬他們，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與他們一樣擁有淵博的知識和經濟的頭腦。
　　
　　她不光與教授、社會上與股票有關的人物為友，主持人、名醫、足球俱樂部經理、報紙編輯和各類的「XX家」、「XX長」也常與她聯繫。看財經新聞的時候，她會告訴我哪一個股評家是才高八斗，而哪一個是鼓吹市場人氣為自己解套。在一段熱鬧地交往之後，更多的名字、證券帳號、身份證號碼則出現在她的筆記本上。
　　
　　她帶我去看過一個由她組織的證券講座（她後來在一家股票俱樂部兼職），主講人是香港的一個經濟學家，下面的人像臨考的學生一樣勤奮地筆記。我問她：「你為什麼不去聽聽？」她卻說這類講座她多數都不聽的。但卻有很多人要聽她的評論，晚上的電話鈴一直在響，也無非是一些「今天大盤如何」，「XX股票如何」的問題，其實他們不要專業知識，他們也不要會分析，他們只是想今天買進股票明天就暴漲。於是她就收下這些親朋好友的厚望，過一段日子按銀行利息的幾倍奉還給他們，他們手握著錢歡天喜地。再者，本與她沒有任何關係的人也潮水般地湧來，單位裏願意當場兌現她所有的醫藥費；交警願意不開她罰單還留下電話；賣雞的願意白送她兩隻老母雞…
　　
　　她也覺得有趣，到廠裏去時，廠長對她點頭哈腰，工會主席主動幫她領下崗工資，她也盡可能的衣著樸素，乘公共汽車，免得使工人們眼睛紅得發紫。她對我說：「要是當初不下崗，每月拿幾百塊工資，你能上大學？你能想買什麼書就買什麼書？」下崗無疑是她人生中重要而堅定的一步，我記得中央電視臺裏有一則關於下崗就業的公益廣告，那英在傾盆大雨裏高歌，她的頭髮、衣服全濕透，很是振奮人心。不過這是給那些沒有下崗的人看的，真正下崗的人，又有幾分閒情？又有幾人在時代中翻滾得灑脫？
　　
　　我想她不會是一個安於現狀的人，所以她當初會吵著下崗，她是不想一輩子穿一套工作服，一輩子呼吸化工廠裏的毒氣，一輩子辜負她的青春。她已經遠離一個群體，上班下班、抄儀錶、邊在桌子上睡覺邊值夜班。從前與她一起的一個工友總把「肥皂」說成「皮皂」，上班時她倆就把一根根鐵絲七彎八繞地變成衣架。她現在談起這些的時候已不像是從前對年幼的我說一種無意義的幽默，而更像是對我宣判：她已經和這個群體劃清界限，或者她非常成功地擺脫了這個群體對她的束縛。從某種意識上說，她的確在社會等級上躍進了好幾步。可她也同時遠離了她真實的自我，那已消失很久的激情只會出現在和人談論某個股票或和爸爸吵價的時候，但她又每天擺出她的急切，盼望著我能考上一個名牌大學。我六歲時，工廠裏曾舉辦過職工家庭大擂臺，她幫我報了名，除了讓我彈琴、寫毛筆字，還與我一同表演小品《拔蘿蔔》，她演什麼我忘了，我只記得直到登上舞臺，她還拉我到幕後幫我擺正頭上小狗的紙帽，把我的花襯衫塞進半透明的白色連褲襠裏。小品結束後，她領著我到評委那兒問分數，對他們說：「這就是我的女兒啊。」如今，我已無法再看到她眼裏的光芒。歲月在改變她，也在消磨她，那是一種無法拒絕的悲涼，而我的媽媽，毫無保留地奉獻出她最珍貴的代價。
　　
　　七月份時，她帶著一群我的同學重回工廠，學校已無法解決所有學生的學工問題，眾多大中型企業的虧損和倒閉使得他們對學生也愛莫能助，只好由自己尋找據點，拍幾張照片回去交差。她走在前面，工廠裏幾乎找不出一個像樣的地方，看不見工人，只有堆堆廢銅爛鐵和牆上「甲苯區域」斑駁的紅漆。我們在蒸汽管道下站成一排，她也要求我們為她留一張影，大概是對過往的回眸，大概是襯托她價值的最好憑證。閃光燈在日光裏無力地亮過，即使這裏有她青春最初最深刻的烙印，再轉過身的一秒鐘，她還是如此輕易地否定了這座工廠。這座工廠和她，一個落魄衰敗，一個風華正茂，從一樣的起點互相背道而馳，誰也不再回頭。
　　
　　當然她的現況也不她回頭，更不容她找回自我。建築在金錢之上的競爭是理所當然的冷酷。可以沒有個性、沒有文化、沒有道理，但是不能沒有錢。每次提及錢，她說我輕狂，我說她世俗。其實事實是明擺的，她也在尋找平衡，而平衡的支點就是我。
　　
　　她想讓我去國外念書，又擔心我的安全，最終決定在國內發展。我和她達成協定，到大學的所有開支都記帳，但不能在外地培養獨立。她愛著我，想讓我展翅高飛，又怕高飛後的結果會留下她後半生的孤獨。她會在心裏哭泣，可是淚水有一天提前掛滿她的面頰。
　　
　　她拿出所有的帳號和密碼，告訴我股票和餘款，她指著一張張紙片說這是她全部的財產。昨天她被醫生初診為癌，她一晚上都被恐懼籠罩，在第二天早上作出這個決定。我看著這些未見過的紙片，我可能會失去她，我意識到我和她在情感上的緊密相銜，因為我寧願失去一切。在手術的前半小時，我奔到學校的電話停給她打call機，我希望她能在看到我的留言後，平和地接受她女兒的祈禱。我不是教徒，但看來上帝還是救了她：一塊腫瘤被誤診為癌。
　　
　　以後，她每天為觀世音上三炷香，一位家人平安，二位我考上好大學，三位股票多賺錢。再以後，她竟然有了法名，為修建一個廟捐了些錢。我倒更願意她是為貧困的失學兒童。她則認為，奮鬥是自我搏擊的挑戰。
　　
　　近三十年要好的姊妹來找她借錢，她拒絕。這個老朋友在安徽和她睡上下鋪，叫她「小胖子」。大戶室裏，她說「不」的時候，這個老朋友眼裏只有淚水，當她哽咽地決定終止這近三十年的友情時，我的媽媽，同意了。我望著她，她平靜地說：「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沒有人幫助過我。」我已不想與她爭辯，恐怕她後悔從前說過的話，我已無力搖動她，無力豐富她。
　　
　　在安徽她始終都是黨組織重點培養的對象，直到犯下「嚴重」錯誤。她把從上海帶來的三洋牌錄放影機拿出來，在閉塞的山溝裏第一個給大家放了鄧麗君的歌。那個晚上，年輕人在她的帶領下翩翩起舞，舞會結束前卻出現了一張猙獰的面孔。她說她想起了童年被抄家的一幕幕，一個個撕心裂肺、近乎顛瘋的魔搶走了所有的東西。這次也一樣，錄放影機、鄧麗君的磁帶，和她的追求。
　　
　　她曾是多麼深情地熱愛她的生活，在那個山溝裏，她不僅作幼稚園院長，還兼任財務、衛生老師。她幫孩子們剪腳趾甲、掏耳朵、洗衣服。第一次教他們立正竟然教了一個星期，她不像另一個老師整日抓著一把剪刀嚇唬孩子，而是真正地去愛。最後彙報演出時，孩子們的父母淚流滿面，他們的孩子當初都是爬鐵門進幼稚園的。
　　
　　有一天，她在和我一起看辯論賽時，指著螢幕上復旦大學的唯一女辯手說：「她曾是我的學生，在安徽。」
　　
　　當我把所有寫好的東西念給媽媽聽後，她眼裏泛著淚光，對我說：「我聽了都快要哭了。」其實，媽媽已經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