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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拔弩张的盟友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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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31 17:10:38 | 显示全部楼层
  转自《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oeeee.com/0/4a/04ad4a14ba8032dc/Blog/a2c/442a10.html
  
          正如齐锡生教授所希望的那样,《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一书,无论是从史料爬梳所得出的史实,还是建立在严密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都让读者对中美1941-1945年联盟关系的认识耳目一新。
          
          当前不少同类题材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众多的英文著作),号称是探讨中美同盟关系,但其重点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某些研究者没有参考中国的资料,以充实自己的研究,连有关中国的基本史实都有错误叙述。更糟糕的是,更多有价值英文原始史料的重要性没有被学者们所体察,或者因为不符合其预设立场和结论而被忽视或蓄意掩盖,乃至被扭曲。显然,对于这些因素的不满,也是本书作者研究的原因和动力之一。作者致力于1941-1945年之间中美同盟关系的互动,并做出了精彩的历史叙述。从美国军方和史迪威等人的傲慢自大,到蒋介石民族自尊心受伤之后的反击,再到罗斯福出面的“纠偏”,本书将这一循环过程展现得相当精彩。其笔下展开的历史,比小说还好看。不夸张地说,齐锡生在本书中的研究,展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精湛技艺,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
          
  【全新的历史背景】
          从一开始,齐锡生交代的历史背景,就为我们了解抗日战争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观察,这一点,也构成了本书论述的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抗战的艰难程度才得以真正的显现。
          
          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中国已经单独对日作战四年五个月。其间,中国不断要求西方列强从外交、经济及武器上给予援助,但西方列强均不理睬。1940年夏季,因为担心日本报复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英法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讽刺的是,当时对中国援助最多的是德国和苏联。作壁上观的美国一方面谴责日军暴行,一方面又允许美国商人将战略物资卖给日本牟取暴利,仅仅只对中国提供了极少的贷款和军援。
          
          在经济上,国民政府已经丧失了江苏、浙江、安徽等富裕的地方,财政来源捉襟见肘。在军事上,地方实力派军人割据严重,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各霸一方,蒋介石无法指挥他们的军队。1937年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占全国十分之一的中央军从装备到战斗力还都是最强,但是,总体上与日军远远不能相比。八个月之后,由于正面抗日遭受重创,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数量、装备和战斗力而言,与地方军相比并不占优势。此时,蒋介石权力基础极其薄弱,但是他掩盖了这一点,并成功扮演了中国最高领袖的角色。
          
          1940年9月27日,法西斯国家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了侵略性军事同盟,即轴心国。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即1942年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结成同盟国,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但是,从一开始,美国对于中国及蒋介石的误解就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而这一点也构成了中美四年多时间里剑拔弩张的主要原因。因为自己的性格缺点,蒋介石也从来没有向罗斯福等人说明自己权力基础的脆弱。美国军方的马歇尔、史汀生等人,并没有如罗斯福一样认识到,帮中国就是帮美国自己,而总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果。在1942-1943年之中,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占美国租借法案总支持约千分之四,每月输入中国的额物资数量少则100吨,多则几千吨,相当于一个美国步兵师每月战斗所需的极小部分。
          
          齐锡生不惜笔墨地在书中强调,即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仍能利用中国军队绑住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日本士兵,使之同时陷于中国和缅甸两个战场,大大减少了美军在太平洋岛屿和其他地区的伤亡,并加速对日本本土的致命打击。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抗战的艰难性,对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主战场上的艰苦卓绝才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抗战史有着更为准确的把握。
          
  【精彩的互动描述】
          
          如果说,宏大而客观的历史背景,以及基于史实所作出的基本判断,构成了本书坚实的论述基础,并且有助于大陆读者重新认识抗战,那么,作者对中国领袖蒋介石与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史迪威之间互动关系的描述,则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从1942年7月开始,蒋介石对史迪威深恶痛绝,希望美国人调回史迪威,又不愿明言,到1944年的彻底决裂,作者对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及美国军方,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间的互动做了极其精彩和细致入微的描述。
          
          显然,弱国因为和强国结盟而获得巨大受益的同时,也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美国军方的马歇尔、史汀生自恃美国国力强大,因此傲慢地对待中国。蛮横鲁莽的牛仔史迪威利用马歇尔对其的信任,“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在一封给马歇尔的电报中称,要想在中国做出任何工作成绩,仅仅运用个人影响力和讲道理都是徒劳,必须依赖“压力和讨价还价”才能产生效果。
          
          然而,齐锡生在书中揭示,他缺乏足够的蜂蜜,和中国人的利益交换。
          
          在此前有关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描述和失败原因的分析中,有的归结于蒋介石越权指挥,有的归因于史迪威没有作战经验,却给予在战场一显身手,结果只会失误。本书伊始,就以详实的史料研究和缜密的分析对第一次缅甸战役得出结论,这次失败,首先是英国人背信弃义,在事先不告知任何信息时就从仰光港偷偷撤走,并销毁了其非法节流的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物资,并且让中国最精锐的部队200师陷入被动。其次,作为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史迪威,没有向蒋介石如实报告战场的实际情况,而且关键时刻扔下部队不管,不顾指挥官责任,只顾自己逃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史迪威不顾中国军队,丢弃电台,也不和他的直接上级蒋介石联系的逃跑行为,后来竟被马歇尔等人形容为一次“壮举”。此次战争的结果,是日军以极小的代价,导致国军号称拥有精锐的现代化军队几乎损失殆尽。第五军二零零师和第九十六师及第六军的残余,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中国,而第五军第二十二师和第六军三十八师全部,第六军第二十八师的部分退往了印度。
          
          让蒋介石愤怒的是,史迪威竟然把全部过错都加在中国将领身上,他想将史迪威革职,但又受到自己文化和道德背景的羁绊,同时也想继续和美国维持和谐的同盟关系,因此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和对史迪威的愤怒。他把最精良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指挥,结果并没有从美国得到更多的租借法案物资。在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居里明确问他,是否希望史迪威离开中国,蒋介石却没有明确回答,只是强调对事不对人。而居里回国后向马歇尔提出撤换史迪威,又遭到了马歇尔的拒绝和拖延。
          
          在随后的对缅甸作战的计划上,英美两国不顾蒋介石的请求,不仅掩盖1943年8月底魁北克会议的真实意图,而且只想拿中国做牺牲。在书中,齐锡生尤其突出了英国人的狡诈、贪婪和背信弃义,而一个有趣的互动模式也因此出现:蒋因为史迪威向外交部长宋子文,大吐苦水;当宋子文被激怒,主张蒋应当断然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时,蒋又犹豫不决。史迪威1943年4-5月回华盛顿述职,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弄蒋介石及中国将领,异常愤怒的宋子文开始在华盛顿策划把史迪威从中国战场赶走。在10月15日蒋介石与美国的塞末维尔将军会谈时,担任翻译的宋子文的强硬扭曲了蒋温和和迂回的做法。当天,蒋接到报告,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讲被列入美国国会记录,还被多所学校采用为学生读物。蒋深为感动,加上何应钦、商震等人的劝说,17日晚,史迪威向蒋介石承认错误,保证以后绝对服从蒋介石。蒋接受了史迪威的道歉,承诺给他一个最后的合作机会。而宋子文则因为此事被蒋打入冷宫。
          
          不愿背上失败污点的史迪威开始计划发动第二次缅甸战争。他通过美国军部和美国政府不断施压,迫使蒋介石驻扎在云南的精锐之师Y部队向缅甸进攻。中国的大批军队在1944年5月17日渡过萨尔温江,很快攻下腾冲。6月22日,同盟国军队收服科伊马-印普哈公路,大举进入印普哈平原,使日军作战计划完全失败,接下来的七八九三个月,日军各师团全面后撤,伤亡重大。而中国军队在头五个月里,就有23000名官兵战死,17000名受伤。
          
          第二次缅甸战争,美国利用了中国的大批精锐部队,在缅甸战场拖住了日本,使其向缅甸增兵,使得美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其他军事行动的压力大大缓解,并减少了美军的伤亡。但是,Y部队进入缅甸作战,使得中国国内的兵力更加空虚。1944年7月初,罗斯福突然要求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使中美军事合作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而事态的发展,终于使得蒋介石向史迪威摊牌,走向了最后决裂。
          
          由于和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英国人蒙巴顿不和,史迪威面临失掉副总司令头衔的下场。他向马歇尔提出,自己要在缅甸战争中产生一定作用,同时又要得到中国展区一切部队的指挥权。马歇尔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名义为总统拟就电文稿,并集体建议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并晋升史迪威为上将。此后,美国不断施加压力,蒋介石痛苦不堪,并一度考虑辞职。罗斯福的立场是,先拿到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再让美国人思考如何运用,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美国人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当蒋介石决定交出指挥权后,他要确定的却是史迪威会不会滥用指挥权。9月15日,史迪威抵达蒋介石的办公地点,坚持要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不仅向蒋介石兴师问罪,而且拒绝了蒋要求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发动攻势以纡解日军对云南威胁的要求。
          
          18日,罗斯福发出由马歇尔等人起草的电报,再次威胁和压迫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史迪威19日耀武扬威,亲自将电报送达。9月24日,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明确表示,毫无商量余地地要求撤换史迪威。此后,他坚决拒绝了罗斯福的调停,并做好了中国单独抗日的打算。10月18日,罗斯福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而接任的魏德迈,不仅以优秀的军人品质出色完成了任务,而且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和史迪威想要而不可得的权力。可以想见,如果美国一开始派出的是最初的人选庄穆或者魏德迈这样性格和处事成熟稳重的军人,而非自大鲁莽的史迪威,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剑拔弩张的盟友》为抗战时期的中美联盟以及滇缅战争提供了更为准确和宏大的历史背景,以及坚实的历史叙述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章东磐《父亲的战场》,他所主编的《国家记忆》和余戈《1944:松山作战笔记》等书所做的描述,才能确定其在历史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个人的历史命运,也往往只有在本书的宏大叙事中才能被更为清晰和准确的观察。诗人穆旦、杜运燮,后来的美国史专家,当时《大公报》前线记者邓蜀生等人,以及蒋介石、史迪威都是如此。
          
  【长处与不足】
          
          尽管本书作者声称,“不是在于对目前学术成果作翻案文章,也不是为了某人某事去作专题性的更正工作。”但是,从作者在本书中所做的研究来看,作者所建立的史实和历史叙事,在很多地方都极具颠覆性,与原有的历史研究截然相反。其中,史迪威不可思议的傲慢和蛮横当为最突出的部分。
          
          经由作者笔下叙述可知,史迪威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有着深厚的公谊私情,这导致后来在他与蒋介石三次冲突之时,马歇尔仍一味包庇他。直到史迪威被召回美国,魏德迈在中国深受信任之后,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友谊才逐渐疏远。齐锡生的研究显示,蒋介石最初决定邀请美国选送一名高阶级军官,到中国战区统帅部内,以联军参谋长的身份,协调各同盟国派驻在中国战区的军队。而美国人则要抓到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史迪威不仅“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指挥权抓到手中,而且在第二次缅甸战争中,将中国驻扎在云南的Y部队拖入缅甸战场,只顾自己洗刷第一次缅甸战争惨败的耻辱,让日本在中国内地发动的“一号作战”,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失。
          
          齐锡生的研究显示,史迪威的桀骜不驯和美国军方的傲慢及处理中国事务的漫不经心,是中美盟友之间剑拔弩张的罪魁祸首。
          
          在多处地方,本书都不惜篇幅地描述了史迪威的野蛮。诸如,他在日记中对中国领袖蒋介石蔑称为“花生米”,他多次用傲慢的语气和失礼的行为当面激怒蒋介石;他为人处事简单粗暴,认为只需要对中国人用大棒即可使之服从,而他从来没有为蒋提供充足的胡萝卜(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物资),到蒋介石决定不惜冒着中美同盟分裂的风险也要将其赶出中国时,还拿着罗斯福的电报到蒋介石面前耀武扬威……除此以外,书中对于史迪威的成长经历、心理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和解释都颇为深入。
          
          而史迪威在中国的作为和行事,显然又与美国军方马歇尔、史汀生等人对中国的傲慢有着直接原因。书中揭示,马歇尔、史汀生等人的想法是,用最小的代价,最少的物资,获得最大的成功。他们对中国国情和中国人处事方式,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全然陌生,而作者对于马歇尔等为代表的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倾向等等有一些分析。总体来说,这些部分解释力明显不足。马歇尔和史汀生为什么会对中国充满如此的傲慢与偏见?他们为何一再偏离罗斯福对中美关系的基调,漫不经心且一味用强地处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他们采取这种处理方式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书中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对于美国的部分军政要员一直不相信蒋介石坚决抗日,而是想坐享其成这一想法形成的原因,也缺乏明确的交代。
          
          除此以外,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三次大冲突,从开始的犹疑不决和立场转换,到后来的不可调和,蒋为人处事的心理机制,本书虽然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以本书要处理的主题而论,远远不够充分。在我看来,这与蒋从小受到的教育,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蒋的性格弱点,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均有直接关系。在书中,这一块的分析明显不足。
  
  □ 张弘(资深媒体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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