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 - 书评

成刚

　　相较出版社对约翰·伯格无微不至的推介，关于这个住在法国乡间的英国老头书籍的评论可就显得相当不应景，数量少，“摆渡”兼程“谷歌”，也就三五篇。这些篇章开了以作家本人的言语来评论作家的先河，甚至段落之间的过渡性文字，也是对伯格文字的“匠心独运”，在这里，伯格既是参赛者，也是裁判员。
　　
　　可以想象，他们(评论者)把《讲故事的人》、《我们在此相遇》、《约定》、《观看之道》、《另一种讲述的方式》等为数众多的伯格的著作一并摊在开阔的餐桌上(书桌因狭小而被弃用)，指间夹着一杆红蓝两色的铅笔(有点乡村木匠冬日里缩在偏房干活的架势)，穿针引线，丈量打磨，归类并列(注意，在这里，归纳的本领可一点都用不上)。当他们翻至《约定》中《持有之物》一篇煞笔处时，将与一个难解的语词(“单一共时行为”)相会，伯格认为这是能够跟“非正义”的现代的单线时间观抗衡的法宝。当前，更重要的是，它为他们的“共时阅读”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在此，我绝没有讥刺的意思。一来，不少人就是这样干活；二来，也是伯格作品的特色使然，恣意汪洋，难以把握，前一秒你还在为望见北极星雀跃，后一秒又不知北了，只有以他来阐释他，才能避免荒腔走板，会错意，表错情。
　　
　　这难不住我们聪明的、经验丰富的、懂得如何避重就轻的评论者，只消读读扉页简短的“致读者”，综合封面折页详尽的作者编年谱(伯格不仅是艺术评论家，还客串画家、小说家，偶尔写写诗歌、拍拍照，在当代，这样的多面手最吃香，可尽情剖析一番)、作品思想年谱(序言)，然后再将焦点移到那本杂糅着梦境、亡人、记忆碎片与呓语的自传———《我们在此相遇》，仅一刻钟就能哗哗地翻完，一页又一页，直至243页。切记，不要因为它挑战了你的阅读惯性、想象力、以及一切既有之物而跟它过分较真。这不是一本容易的书，某出版社资深主编说，我读了五遍，我想我读懂了。如评论者真乐意丢开手边事务去读它五遍，约稿的媒体也不会答应。其实，这书里，对评论者真正有用的是编者与梁文道的对话，即《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和《地志学书写与记忆术》，分别处在“导读”和“回顾”的位置，好处有二：一，请梁老师帮自个理头绪；二，拉梁老师的壮丁，扩充文章的明星阵容，增加底气。假如媒体编辑现在已经发短信一声急过一声地催稿，干脆摘引这一句得了，其他大可跳过———“约翰·伯格在这本书里再次证明了他果然是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一手是投入公共领域的锋锐评论，另一手则是深沉内向的虚构创作。”
　　
　　这时候，我们的评论家可以长吁一口气，围绕虚构创作与公共评论的“二元论”，重新拾起彩色铅笔，求索一切可以佐证的材料。最经济的办法，是将分别代表这两个方向的作品(《我们在此相遇》和《讲故事的人》)的简介(现成的)改头换面，稍作润饰，标准呢，神窃而形不窃，如此，这一观点就论证个八九成了。如果评论者是个完美主义者，或觉得意犹未尽，不妨再引阿瑟·丹托评论伯格时说的话“他真是有两颗心的人”(虚构创作和公共评论的不同，的确大于不同心脏的差异)，接着，他又说，但这两颗心“没能像一颗心那样跳动”(艺术本来目的就是让两颗心皈依各自的心率。力图让所有心脏按同一节奏律动的，只有心脏起搏器和极权政治。)这么一来，便不露声色地拓宽了文章的深度，增加了警句密集度，末了，还可以像贪吃蛇一样衔住自己的尾巴“生存的绵延，不是一个长度问题，而是一个深度和密度的问题。”(约翰·伯格语)，如此这般，这头一个论证已臻于完美。
　　
　　第二个论点(仅有一个论点的评论文是缺乏“阡陌纵横”精神和基本学养的表现)，不用费神，眼前就有一个，“讲故事的人”，伯格为什么拿它来做书名？首先，我们的评论家请来本雅明帮忙。74年前，他写过一篇评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文章《讲故事的人》，最著名的那段文字近两百字，可直接拿来，“讲故事的人今天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讲故事的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且越来越远……讲故事的技艺正在消亡。能够精彩讲述一个故事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这就好比曾经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能力、最保险的财产，现在被剥夺了：这就是分享经验的能力。”让人激动的是，本雅明还先知般地区别出两类讲故事者：定居的耕作者，从遥远地方来的旅行者，简直就像是专为那正绞尽脑汁“撰写”关于伯格的文章的评论者而创立的公式。对伯格，久居阿尔卑斯山的小村庄昆西，无论他耕作与否，基本可以判定是一个农民；对昆西，伯格是一个外籍旅者。这里，不需细敲，只要拿出玩填字游戏的精神头，第二个论证就大功告成，伯格意在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在《约定》一书里，不是还有篇题为《送给伊索的一个故事》的文章吗？在《讲故事的人》的序言首段，不是还有关于诗歌、故事和寓言转化的论证吗？而本雅明的得意门生———苏珊·桑塔格，这骄傲的女人———也对伯格赞誉有加，“在当代英语作家中，我奉他为翘楚”，种种蛛丝马迹，任君取舍。)若问他要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则需撰文另述。(真实原因是，伯格的作品充斥着太多的隐喻、神秘的形象，评论者自己也没怎么搞清楚。)
　　
　　摸出一根香烟，我们的评论家寻思，大概也快达到了通常2000字的要求，两个论证(称其为拼图游戏更恰当准确)也算得上无懈可击，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或许，或许，学术味(称其“伪学术”更接近本质)太浓，太过严肃了点，怎样才能让它摇曳生姿呢？评论家眉头紧锁，他将双目紧盯着冷寂斗室内微微发光的显示器，鼠标一刻不停地点击，打开、关闭网页，包括简体、繁体、简易的英文，甚至，还启用了金山词霸……突然，他的脸庞如纸篓里揉作一团的废稿纸般逐渐盛开，他找到了自己所要，他疾速地用一段极感性的文字结束全文，“八十岁的约翰·伯格还不忘骑着摩托车兜风，如16年前，在BBC关于他的纪录片里，跨在那台H onda机车上穿梭于农村巷道，简直像是个青少年……”(要交代的是，这句话的原型是这样的，“您八十岁了，目前还骑摩托车吗？在1994年BBC关于您的纪录片里，您骑在那台H onda机车上穿梭于农村巷道的样子，简直像是个青少年……”作为记者问，出现在一个郭姓的台湾同胞对伯格的简短采访中。)
　　
　　至于标题，是后来加上去的，就像多数情况下，先有了孩子，辨了男女俊丑，才相机而动。对我们的评论家，这充其量就是个多项选择题：
　　
　　A .《约翰·伯格：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B .《约翰·伯格：有故事的人》；
　　
　　C .《约翰·伯格：那个讲故事的人》
　　
　　……
　　
　　(注意：此处并非在玩文字游戏，牵着上面三个标题，皆可以拉出一头实在之牛人来。)
　　
　　要署上名讳的时候，我们的评论者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这文章缺乏问题意识，谈论的尽是些玄虚的事情，这固然满足了自己的精英意识，却也暴露了他对当下的不闻不问；我们的评论者心中清楚，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上，至少，不能让人家瞧出他的浑噩与怯懦，怎么办呢？他又在伯格身上打起了主意，在他的书中找出了一段有担当的话，他想，一旦转录下伯格的这段话，我也算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转载也需要勇气与见识。放在什么地方？他把那段话拷贝到了标题下方，即原本要署名的位置，又在那里敲上了“题记”二字，最终形态如下：
　　
　　“题记：艺术审判那审判之人，为无辜之人申冤，向未来展示过去的苦难，因此它永远不会被人遗忘。我还知道，有权势者害怕艺术……而且，在民众中间，这些艺术有时就像谣言和传奇那样发生作用……”
　　
　　有一天，如果约翰·伯格有幸通过出版社的译介拜读到我们评论家的大作，将作何反应呢？“哦，真是个不赖的小伙子，他写出的恰恰定义了‘非我’的部分，而我，就在他的精彩的评论文章之外、他的犀利的手术刀有效范围之外，这才免遭肢解。我希望，我的读者会情不自禁地说：我希望自己从未来过这里……”
　　
　　(本文96.6%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