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魔方 - 书评

缘远

　　“单音节、具有视觉性、意象自足性的若干个汉字，在一定的框架中千变万化，组合了多少令人着迷、充满魅力的诗歌！可是，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意味视而不见，却热衷于水中捞盐似的寻找诗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那种语序省略错综的语言却表现的是深层结构即思维本身的原貌——而使人希望的正是恢复这一体验世界，恰恰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原始思维孑遗及浓重的思维方式。当诗人把语序错综颠倒，埋没了诗人自己的意绪时，诗人给读者外加的那一道语言之堤也瓦解了，读者可以任从自己的思路去重建诗歌的境界。
　　
　　中国诗论里的名词总是“道可道非常道”似地含含模糊，以至于古往今来爱偷懒的评论家和沉湎于玄妙感受的评点家总可以顺手牵羊地用来用去而不犯一点错误。
　　
　　中国诗歌批评历来是重印象而轻语言的，把“安排句法”说的仿佛是写诗时煞风景的罪魁祸首，把“声律”贬抑为尘世俗界，仿佛使人真的可以“得鱼忘筌”抛开语言直上“意”的境界。
　　
　　“背景”成了一个既定思路，几乎每个评论家都司空见惯，在评论诗歌时毫不犹豫地信手捻用，凭着帽子去找戴帽子的头。有人在战乱背景下把“一览众山小”看成了讽刺“安史之徒为培蝼之细者何足以上抗岩岩之大成者也”的政治讽刺画。
　　
　　在古代中国，几乎每一个诗人都遭受过这种剔肉剥皮式的透视，大量的诗歌都遇到过这种刨根究底的索隐。每一个诗人都仿佛只是历史书页上的符号，标示着背景的方向，在这种洞察幽微的透视中是个仿佛只是显微镜透明的镜片，它放大了背景自身却在视界中消失。
　　
　　格律包括了音（韵律）、义（意义）、形（结构）三者的规范，严格、精巧、整饬，的确犹如“刑律”“图案”与“建筑”。如何解释心灵深处冲上“自然美学”原则的中国古代文人总是采用它的格式写诗？“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就好像女人做针线，要不留针脚线头，于是，对于对仗的要求便从形式上的“合辙”与制作上的标准逐渐转向了精神上的自然与气脉上的“流畅”。
　　
　　在唐代，苛细的“四声”便逐渐向宽泛的“平仄”转化，消极的“八病”便逐渐向积极的“格律”转化，就像把那些弄的人手足无措的无数繁琐“禁令”改成了简单明了的一条“准则”一样，四声的“二元化”使诗歌语言序列的设计一下子简化了，因此，枷锁变成了项链，手铐变成了手镯。
　　
　　对仗的句式终究是给了诗人一重束缚，只不过这捆绑可紧可松，善于“缩骨之术”的诗人可以把这绳子变成跳舞的道具而笨拙的诗人则活动起来磕磕绊绊，走不成步子。
　　
　　典故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它的通畅与晦涩，平易与艰深，仅仅取决于作者与读者的文化对应关系。对于古人，由于文化对应关系的“对等性”，典故常常是一粒糖衣，入口即化，并不觉得其晦涩，而对于今人来说，典故则往往是一颗核桃，不费力气杂碎外壳就吃不到里头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