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學術探索之旅的另類自傳 - 书评

进取宝

　　《思想的力量》和人的力量
　　——我的导师科尔奈
　　By许成钢
　　
　　初遇科尔奈
　　
　　我最初认识科尔奈教授是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那是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中国同学还有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同我们一起旁听了这门课。如果没有记错，邹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听过一部分。
　　
　　我们一起听科尔奈的课，下课以后也经常在一起讨论相关题目。其间，我过去在农村的难友顾秀林（著名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顾准之女）曾专程慕名从夏威夷跑到哈佛来听科尔奈的课。她向科尔奈解释，自称是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友”。科尔奈对学生中用“战友”而不是“同学”的称谓很感兴趣，他觉得很中国特色。
　　
　　科尔奈的课程非常特殊，就像他在自传中讲的，他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所以他在学术上的讲解和境界，都不同于标准的在西方授受的经济学课程。他当时讲授的课程，就是他撰写《社会主义体制》这本著作的过程。
　　
　　他的课程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学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除了分析东欧的经济体制之外，还有大量对于东欧体制下社会现实的描述，那种感觉真是入木三分。而其他的经济课程不仅抽象，而且大量内容都是西方世界的经济现象，让我们这拨从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的学生学者感觉格格不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些西方经济学关注的基本的经济现象，中国当时都还没有，当时其实中国连中央银行都还没有，别说货币政策了，所以上其他的课我们总感觉对不上。而科尔奈讲的投资饥渴症、住房怎么分配等等，这些都和中国存在的问题一样，所以感到特别亲切。
　　
　　科尔奈在自传中说他的英语磕磕巴巴，其实他的英语并不磕巴，但确实不是他的母语，不是他最舒适的表达方式，这点确实很明显。即便如此，他的听众仍然很多，教室里都坐满了。这在哈佛经济系为博士生开的课程里很少见。绝大多数给博士生开的课程，教室里人都不多。但是科尔奈上课的教室总是坐满了人，一些不是经济系的人也跑来听。一方面因为科尔奈本身大名鼎鼎，大家慕名而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西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
　　
　　科尔奈写《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很有趣。他是提前写好提纲和讲义，然后在课堂上边讲边录音。他在我们这些同学中找母语是英语的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把录音整理成文字，他在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再去编辑和修订。同时他还招聘了若干来自不同国家，比如中国（我和钱颖一），德国，讲俄语的其他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作为助研，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这部著作涉及的大量议题收集和整理各种语言的资料，把收集到的数据制作成图表。最后按科尔奈的要求把这些变成统一的形式。
　　
　　科尔奈有意识地不把自己的课程拘泥于经济学主流的一些内容，有意识地让他的课程面对更广大的社会问题，同时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学的问题。所以他的书涉及的文献范围非常宽泛，有些文献是经济学家一般根本不会注意的。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东方和西方关于计划经济的研究。有的文献之前我要么不知道，要么就是根本不会去读的，比如关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还有韦伯关于官僚体制的内容，都是科尔奈的课引起我极大兴趣去读的。
　　
　　除了授课之外，科尔奈教授还负责每周组织一个研讨会（seminar）。他组织的研讨会跟他授课的风格一样，完全不限制在主流经济学之内，而是跨学科的，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都融为一体。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曾经邀请柏格森（Bergson）来演讲。柏格森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所有的经济学课程，即使本科生的课本里也会有社会福利函数的内容，这个函数就是柏格森发明的。所以在所有的文献中，社会福利函数经常被称为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或者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因为柏格森和萨缪尔森是同学，后来萨缪尔森也加入，和柏格森一起完成了社会福利函数。
　　
　　柏格森的第二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苏联。他是西方研究苏联问题最重要的人物。柏格森那次受科尔奈邀请来讲的就是苏联问题。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魏茨曼也曾应邀演讲。
　　
　　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是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大量的研究是针对政治制度的。记得他当时受科尔奈之邀来讲的是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许多非常有趣的人物被科尔奈教授邀请来讨论，这对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因为在别的讨论会上你很难见到这么多、范围这么宽、跨度这么大的学者。
　　
　　从老师到导师
　　
　　自从为科尔奈做助理研究员，我和他的交往变得深入和亲密，让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许多特点。
　　
　　科尔奈非常严格，有时近乎苛刻。这种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很愉快地接受。因为我有工程背景，工程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苛刻的。但是，科尔奈教授有时候“过分”地严格。比如帮他收集的数据，他认为我的表达和解释不够清楚，不够充分，流于肤浅，或者是容易误导，这种时候他会说出一些非常尖锐的话。那时，我有时会感到难以接受，会让我感到沮丧和烦恼。但是现在来看，这些尖锐的批评对我长远的学术生涯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科尔奈的课是让我受益最大的课，也是我成绩最好的课程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课不考试，而是要写一篇短论文（term paper）。我写的论文是比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中讨论的内容。我这篇短论文是我自己收集的材料，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比。他给了我A+。这是我在哈佛念书期间成绩最好的三门课之一。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我选择科尔奈做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所以我在哈佛的整个生涯中，科尔奈既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的导师。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作为我的导师、也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在我博士论文的签名栏永久性地留下了他的署名。
　　
　　作为导师的科尔奈教授很严厉，但是作为长辈，他对人非常亲密，超出了和蔼可亲。比如他会时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太太亲自做饭。在哈佛时他住的服务型公寓，是哈佛大学帮他安排的，离肯尼迪学院很近。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时的情景，他家里的布置很有匈牙利民族艺术的味道，他太太做的美味佳肴也是匈牙利风味。从此在我们的私人往来中都以朋友方式，称呼他和他妻子为雅诺什和苏萨。
　　
　　后来我也请雅诺什和苏萨到我家来吃晚饭。那其实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家里请老师吃饭，呵呵，以前在国内都没有过。那次最让我吃惊的是，他进我家的时间跟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是如此的精确！简直匪夷所思。后来他告诉我，他对守时看得非常重。为了守时，他提前开车到我家门外，就在车里等着，时间一到他就准时按门铃。
　　
　　这让我非常震动。因为我们是师生关系啊，他在学生面前，对自己的要求也如此严格。而且他还带了礼物给我，是一本匈牙利文的小说。他当时讲给我听，为什么这本小说是他最喜爱的。
　　
　　说到这里我想提起，科尔奈作为一个人，超出经济学家的人，他的兴趣非常宽泛。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莫扎特，他们夫妇经常去听古典音乐会。记得在我教书多年后，曾经同他们夫妇，马斯金夫妇以及马斯克镭（Andreu Mas-Colell）夫妇一起在波士顿音乐厅一起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中间休息时，他提起那天钢琴演奏家在演奏时纵情欢唱的有趣情景。
　　
　　他还特别喜欢看电影。当时还没有DVD呢，都是录像带。他就在哈佛广场租很多录像带回家去看，什么都看。他当时看了《霸王别姬》和《红高粱》之后，还跟我们讨论。他非常赞美巩俐的演技，魅力，及美丽。
　　
　　亦师亦友
　　
　　科尔奈非常在意每人的为人，超出学术之外的为人。他在为学生写推荐信时，除学术之外，只要有可能，他总还要评价这个学生的为人。大量的学术和非学术的交往使我们从师生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大量地讨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我们各自的经历和观察。
　　
　　我向他谈及我的个人经历：我父亲曾被打成“右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曾经在农村劳动十年，包括作为反革命被劳改等等。他觉得所有这些悲剧都像他自己的国家，他的身边发生的事件一样熟悉。在《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的序言里，科尔奈教授写到，他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在农村经历过折磨，现在坐在他的课堂里。他指的既是我的经历，也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那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的经历。
　　
　　我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和理解，还因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写论文的时期，北京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两个礼拜里，除了在办公室谈话外，科尔奈还请我们到家里深谈。跟我们一样，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新闻。当时北京发生的一切把他带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国曾发生的事情，深深地揪着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别的事情。
　　
　　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当时这个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绪非常急躁，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生政治活动，基本上荒废了学业。直到后来科尔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认真地谈话。他讲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所做的决策。然后告诉我：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你就去做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做一名优秀的学者，你不能做半个学者半个政治活动家，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这次谈话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这个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到底我们该怎么为社会做贡献？怎样做，才能够最好地贡献社会？我自己后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长处，我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是我的学术研究。这是他对我特别大的影响，超出了学术范围，关乎我的人生选择。当我从这本自传中多次读到相关的叙述时，我觉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夜。
　　
　　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得到了几个不同机构的聘请，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我去征求科尔奈的意见。当他听说伦敦经济学院想要聘请我，他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在西方工作过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得益匪浅。这在我决定加入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讲起他们同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例如，已故的威尔斯教授 (Peter Wiles) （他曾是当年大力推动伦敦经济学院聘请科尔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哥穆尔卡（Stanislaw Gomulka），德赛勋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勋爵（Lord Richard Layard）等。
　　
　　我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以后，一直和科尔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我曾多年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兼职。那段时间，除了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每年有四五个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经常见到他。
　　
　　记得大约在1994年，科尔奈曾请我在他的课堂上给他的研究生们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讲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同东欧、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巨大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从中国的制度和历史角度做了解释。
　　
　　我讲完之后，科尔奈表达了鼓励，但同时当着所有学生对我提出了批评。他批评我忽略了大量的政治内容。他说，虽然我省略这些内容的原因，对那些了解中国的年长者完全能够理解。但这种忽略的方式，会让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包括中国的年轻人误解，误认为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发展起了好的作用。实际上，他对我各个方面的批评或提醒在二十几年里是一贯的，这一直是我们亲密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软预算约束和金融危机
　　
　　1998年1月是科尔奈的70岁生日。他的同事和好友，也是我的导师和合作者，马斯金（Eric S. Maskin）发起编辑一本学术文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为他祝寿。文集的名字就叫做《计划、短缺和转轨——纪念科尔奈》 (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anos Kornai, MIT Press)。
　　
　　马斯金希望我也能贡献一篇论文。而我的合作者，钱颖一和罗兰（Gérard Roland）也得到了邀请，于是我们决定把我们三人合写的一篇论文放进去。这篇论文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欧、中欧、前苏联国家不同的原因。
　　
　　当时马斯金特别嘱咐，在科尔奈生日之前这件事要保密。后来我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科尔奈的一封信，他说马斯金为他办了一个生日晚宴，晚宴上马斯金向他宣读了这本书的目录，包括我向科尔奈祝寿的传真信，得知我的一篇论文也在其中，他说他非常感动，也非常骄傲。
　　
　　在这个时间前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我的研究工作因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发现韩国、日本也存在大量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由此导致了金融危机，尤其是韩国。软预算约束这个问题是科尔奈提出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我作为他的学生，熟悉地掌握了这个概念以后，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用来分析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市场经济中也存在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而且，市场经济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同黄海洲合写）。
　　
　　我认为，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它的重要性和深度远远超过了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都基本存在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人们不熟悉这个概念、忽略了这个问题，因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次又一次产生严重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
　　
　　在这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跟科尔奈教授一直保持联系，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记得在90年代末的时候，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采访的时候，科尔奈专门提到了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后来，科尔奈同马斯金和罗兰合写的关于软预算约束的论文，再一次肯定了我在这方面工作的价值。
　　
　　199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组织了一个以软预算约束为主题的特邀分会（invited session）。 我又做了另一个关于软预算约束与经济增长的论文（同黄海洲合写）。那篇论文把软预算约束的理论运用到了增长理论上，用来解释世界上不同国家长远的经济增长轨迹。当时科尔奈在场，也得到他的支持。
　　
　　最近，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同科尔奈有很多通信(email)来往。我扩展了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来分析美国金融体制内在的基本问题。我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起源于美国、扩展到全球的金融机构使用了“软预算约束创新”的方式，从基础上破坏了金融秩序。他们用创新的方式来系统地软化金融机构及民众的预算约束。那些金融创新把原本每一户、每一个机构内在的预算约束，变成了外部问题。
　　
　　科尔奈非常鼓励我的研究思路。他也非常关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政府拯救倒台金融机构的行为，认为这种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的做法会最终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兴趣相投，我们甚至曾商讨要合写论文。后因时间精力所限，我们决定分头工作。
　　
　　后来科尔奈很快就写了一篇，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里的问题。他非常希望这篇文章能发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曾经送到《经济学家》杂志。但是西方的主流媒体看不到这篇文章的价值，被退稿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稿后来发表在中信出版的《比较》上，里面的一些基本思想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
　　
　　学者风范
　　
　　我想特别介绍下科尔奈的学术态度。
　　
　　在1999年的诺贝尔第五次经济论坛上，科尔奈是唯一被邀请做主题演讲的，集中讨论经济转轨的问题。我记得最强烈的印象是，他在演讲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对转轨国家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家。
　　
　　具体一点，他批评的就是快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对市场化的盲目鼓吹，就是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适当的法律，没有适当的执法机构，没有适当的金融市场……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用免费赠送认股权证的方式私有化国有企业，使得采取这些政策的国家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
　　
　　这种批评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胆识。因为被批评者本人就在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是非常有影响的，是拥有很大权力和能量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同大家评选相关。得罪了人，就会增加你评奖的风险。当时我们都盯着脸色铁青的被批评者。
　　
　　在我们私下的交谈中，科尔奈对经济学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的评审制度也有非常尖锐的批评。许多顶级期刊的编辑，往往忽略在经济学思想上有重大贡献的前沿性工作，相反，没有什么重要思想，只是在技术上做了些改进的，更容易发表。他认为现在的很多评审，谬误很严重，依赖这种谬误进行的评选非常荒唐。而经济学界年轻学者的前途，都是同这个评审制度绑在一起的，这种谬误和荒唐对年轻学者的发展、对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让他非常担忧。
　　
　　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是他每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吗？关于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交谈。他对经济学界尤其是最顶尖的经济学系招聘资深教授的标准，也表示担忧。在哈佛这些年参加资深研究人员的招聘，他发现这个过程往往太过关注候选人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而忽略了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忽略了他们在学说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或者将有怎样的贡献。
　　
　　他举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有非常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曾经被哈佛讨论是否通过终身教职，结果否定了。否定的具体原因就是他在近期发表的东西少。科尔奈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和不满，他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荒唐的本末倒置的判断方式。
　　
　　从哈佛退休
　　
　　2002年前后，科尔奈考虑从哈佛退休。那段时间我曾请他们夫妇到我在波士顿的家里吃饭，我们在哈佛的最后一次深谈是在哈佛广场的咖啡馆里，我们聊了很久。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夫妇非常舍不得哈佛和在美国的朋友们，而且他们非常怀念《纽约时报》，觉得回到匈牙利就不能每天读到《纽约时报》了。但同时，他们又非常渴望回到匈牙利，他们和匈牙利有着不能割舍的联系。2002年以后，科尔奈夫妇就全时回到匈牙利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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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尔奈与中国的不解渊源
　　By许成钢
　　
　　吴敬链教授在对这部自传的推荐辞里总结说，“科尔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曾翻译成中文，他的理论和观点是中国经济学人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所熟知的，也对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的确，科尔奈的深刻影响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全程。吴敬链教授同他的交往始于1981年，交往的核心就是如何认清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科尔奈在为吴敬链教授祝八十寿辰的致词里说，“我们相识很久，友谊深厚。我们初次见面大概30年前，即1981年夏国际经济学会在雅典举行的有关相对价格的圆桌会议上。”
　　
　　在那次会上，科尔奈与苏联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托罗维奇对社会主义体制问题的性质发生争论，“但吴敬琏教授却站在了我这一边，详细解释了中央管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的系统性缺陷。除了这次公开的讨论外，我们还在酒店进行了促膝长谈。而这正是我们长久友谊的开端。”
　　
　　早在中国改革初期的1985年，科尔奈就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等，一同受世界银行之邀来华访问，在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当时具体策划邀请科尔奈的，是时任世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的林重庚先生。
　　
　　二十五年后，他如此回顾(林，2009)“东欧专家们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剖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方法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 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向他们的中国同行论证了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由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们原本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套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决。”
　　
　　据他介绍，自从1984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后，1985 年初，国家体改委的领导建议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关的问题。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科尔奈作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专家”应邀出席，向中国经济学家“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在世行与体改委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在1985年9 月召开。8 月31 日，时任中国总理接见与会外国专家及部分中国专家。9 月2 日到9日会议在名为“巴山”的长江游轮上召开。
　　在“巴山轮会议”上，中国经济学家首次从科尔奈那里了解了诸如“投资饥饿症、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更明确了经济改革的深层任务。科尔奈也介绍了关于行政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的两种类型经济协调机制，指出有效的改革应当把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目标模式。(详细分析见《社会主义体制》)。
　　
　　中方参与“巴山轮会议”的经济学家包括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刘国光、童大林、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郭树清、楼继伟等(林重庚，2009）。
　　
　　“巴山轮会议”中提出的建议对中国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深远影响的学术事件。从此，在“1985年前后中国所掀起的科尔奈热和《短缺经济学》热。当时，在青年经济学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马克思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科尔奈则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赵人伟，2009）。
　　
　　1986 年，中文版《短缺经济学》面世；销量达到十万册，并于1998 年再版。这本书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早期的主要理论读物，多数主要大学的经济系曾经将其列为教材。在这之后，包括《短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体制》在内，科尔奈在中国至少出版了八本著作。
　　
　　1999年科尔奈再次应邀访华，参加《短缺经济学》中文版第二版的新书出版发布会，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再次直接交流。记得他访华归来时，谈起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就的深刻印象，同时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深刻忧虑。
　　
　　科尔奈任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时决定，2005年1月在香港科大举办IEA圆桌会议，中心议题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国与越南的改革。科尔奈将此次IEA圆桌会议学术组织工作交给钱颖一负责，其他组织工作交给当时任教于香港科大的李稻葵负责。
　　
　　这是一次该领域的学术盛会，许多国际间的主要学者在会上发表论文。这同时又是十几年后他第一次与自己过去在哈佛的中国学生集体团聚。2006年在布达佩斯见到他时，他把我领到书店，很骄傲地翻看收入这本自传的他和他的中国学生的相片——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和我在香港科大的合影。
　　
　　科尔奈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问题的深入洞察力使得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遍把他的著作作为研究中国的基本文献。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也成为科尔奈的朋友。例如，帕金斯(Dwight Perkins)，诺顿(Barry Naughton)等。
　　
　　中国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世界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变，科尔奈对中国经济改革思想的一贯影响却毫无减弱。中文版《思想的力量》出版在香港，而且才刚刚出版，因此仅仅少数人有幸先睹为快。尽管如此，有幸先睹为快的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反应之强烈，与“巴山轮”时期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
　　
　　2009年9月初，社科院经济所举办了一场关于科尔奈教授自传《思想的力量》的读书会，会议由副所长朱玲教授主持，所长、副所长等行政领导全数出席，前所长赵人伟教授做主题讲演，前副所长冒天启和前《经济研究》主编唐宗昆评论。
　　
　　在会上，赵人伟教授全面评述了《思想的力量》的作者的学术追求经历，并专门论及作者的人品和道德。他指出，到今天为止，中国也未能过渡到当年科尔奈在“巴山轮会议”中提出的把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目标的模式。
　　
　　冒天启教授总结了三条学习科尔奈的经验：浏览、深读和参考。浏览这部《思想的力量》，把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和转型的历史轨迹；深读《社会主义体制》，因为《短缺经济学》是作者自己在自传中坦诚不满意的，是在自我限制下写成的，要深刻理解作者的思想，唯有《社会主义体制》可以理解集权计划经济为什么注定失败。
　　
　　唐宗焜教授谈到，1985年科尔奈教授作为中国国有企业讨论的顾问之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的文章。文章到今天已经过去20多年，中国完全进入如此状态，一方面国有企业水平依赖市场，另一方面严重垂直依赖政府，现在中国是“官进民退”的体制，是过于依赖官僚协调机制的体制，这对市场力量是巨大打击。
　　
　　在一篇采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文章中，记者写道：“这似乎不是央行行长而是一位教授的办公室。正中间并不宽大的办公桌，最右边一摞材料上放着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大作《思想的力量》，书页折了印痕，表明他正在看。”中广网北京9月23日消息(记者冯雅)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感谢肖梦和程明霞对撰写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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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的力量》和思想的历程
　　——我所知道的科尔奈生平与成就
　　By许成钢
　　
　　
　　科尔奈教授的学术成就甚为宽广甚为深厚，有些在他这本自传中提到了，有些并没有充分提到。
　　
　　他幼年的生活非常特殊。他出身于犹太家庭，许多家人在二战期间丧生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他本人是大屠杀中逃生出来的。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之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强烈地信仰共产主义。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不仅参与了全世界社会主义体制第一次重大改革，即惨遭苏联镇压的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而且在改革的思路上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流产的改革对科尔奈一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之所以在非常年轻时，他就在这次非常重要的改革的思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次改革——是因为在当时，他已经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那一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这本书不仅在当时的匈牙利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在学术界和决策界也一直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他本人后来一生的学术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所以说，从一开始科尔奈的学术生涯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68年，匈牙利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进行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而科尔奈正是这次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策划者和设计师，整个改革的思想就是受他的影响。
　　
　　因为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深刻认识，他对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有巨大的贡献。远远超出政策的贡献，科尔奈在基础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也早在60年代就被国际经济学界充分地承认。可以说他是第一个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透彻地分析了中央计划的弊病，彻底地改革中央计划经济，同时又对经济学理论做出基础性贡献的经济学大师。
　　
　　科尔奈对经济学做出的基本贡献之一，是他关于计划经济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其实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镜面理论。也就说，要真正透彻地理解一般均衡理论，就需要知道它的镜面，市场经济镜子的那一面就是计划经济。而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在国际上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就是科尔奈。
　　
　　除了纯理论的贡献外，关于计划经济的基本理论直接帮助理解计划经济改革，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科尔奈后来提出的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等重要的理论和概念，都是同他早期对经济学的这些基本贡献一脉相承的。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重要的理论和概念，使科尔奈成为国际上对经济转轨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不仅仅对东欧、中欧、前苏联国家，包括对中国的改革和转轨，他的思想都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
　　
　　这里必须强调，经济转轨的含义是什么。经济转轨是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和平的制度变迁。那么对于经济转轨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自明了。
　　
　　在国际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科尔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公开表达过的。比如，当年科尔奈在哈佛经济系的同事萨默斯（Larry Summers）（后来离开哈佛去了世界银行当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还在克林顿政府做过财政部长，现在则是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顾问）。他在1990年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的时候就说过，科尔奈多次入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决选候选人（short listed）。马斯金也告诉我，他每一年都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名科尔奈。2007年以前，每一年当诺贝尔委员会送调查表到他手里，他都提名赫维兹和科尔奈。后来他自己和赫维兹在2007年得奖之后，他仍然每年都提名科尔奈。
　　
　　1999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五次诺贝尔经济学论坛。这里我稍微介绍一下诺贝尔经济学论坛。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每年授予的，但诺贝尔经济学论坛很少举办。诺奖已经颁发了几十年，但是诺贝尔经济论坛才举办第五次，可见其规格之高。
　　
　　第五次诺贝尔经济学论坛的主题是经济转轨，这说明诺贝尔委员会充分地认识到了经济转轨这个命题的重要性。而科尔奈是被这次论坛邀请的唯一主题演讲者，可见科尔奈在学术界、在诺贝尔委员会眼里的地位。经济学家们普遍猜测，这次论坛是为科尔奈获诺贝尔奖做准备的。最清楚的迹象是，那次论坛的主题是转轨经济学，科尔奈是那次论坛邀请的唯一主题演讲者。
　　
　　除了经济转轨，科尔奈在其他非常重要的经济学领域也做出了基本贡献，包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因为它和计划经济的命题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有机制设计理论，也是与计划经济相关的。
　　
　　科尔奈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对经济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第一部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经济学管理的过度集中化》，写于1956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受到了东西方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它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严重问题。
　　
　　科尔奈第二个系列的重要贡献是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其主体是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的两篇关于“双层计划”的理论论文。
　　
　　这个模型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是科尔奈在这部自传里，没有就这个模型做足够充分的解释。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自传不限于学术，他写作的初衷就是给大量非学术类读者看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谦虚，他觉得关于他学术成就的评价，应该由其他人来做。那么我们作为“其他人”，应该给予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以充分的评价。
　　
　　这个模型讨论的是，在理想状态下的计划经济中，怎样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是一般均衡理论，也叫做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阿罗和德布鲁因为一般均衡理论分别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罗-德布鲁模型讨论的是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一般均衡理论证明，市场的竞争总能够达到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此外，任何一种资源的最优配置都能够找到对应的竞争均衡点。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最基本、最重要的道理。
　　
　　但是这个最重要而基本的道理，被一些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理解为，这个理论证明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理想的计划经济之下，也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证明了在合理的计划制度之下，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任何一个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对应于一种理想的计划方式来实现它。
　　
　　把阿罗-德布鲁模型与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完整地认识到，在理想状态下，制度是不相关的。因为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能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阿罗-德布鲁模型证明了市场经济这一面，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证明了计划经济这一面。由此可见，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的重要性等同于阿罗-德布鲁模型。
　　
　　在现实中，制度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无论是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在理想情况下运行。在这本自传和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科尔奈对那种把实际和理想状态混淆的研究或解释，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理想状态呢？研究理想状态，是为了给我们分析和研究现实提供一种理论基准。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与阿罗-德布鲁模型共同提供了制度不相关性的基准条件。这个理论基准直接帮助我们认识在现实中，在什么条件下，何种制度起了何种作用，为什么制度是重要的。
　　
　　实际上，这个理论基准的发展，也就是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为日后科尔奈对现实制度的深入洞察力奠定了基础。这个模型帮助科尔奈清楚地识别出经济改革中产生的许多问题的制度根源。
　　
　　阿罗是最早认识到科尔奈工作的重要性的。从《思想的力量》一书中，读者可以看到阿罗对科尔奈的巨大帮助，他们的友谊。但是科尔奈太过谦虚，没能在他的自传里充分解释，事实上，他的理论思想的冲击引发了国际经济学界对他的巨大热情。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科尔奈关于理想状态下计划经济的这个理论工作，实际上从经济学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思路上去。这一点他在自传里也有所提及。
　　
　　奥斯卡兰格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发明人，他创造了这个基本概念，发明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社会主义在正确的设计下，它的效益至少可以和市场经济一样好。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场很重要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这场辩论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几十年里经济学的基本发展方向。奥斯卡兰格最重要的对手是哈耶克。哈耶克指出，如果你保持国有制不变，那么这种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和市场经济一样的效益。原因是，在国有体制下会产生大量的信息问题、激励机制问题。由此辩论激发的经济学的发展决定了今天的经济学的基本状态。
　　
　　但是，当时辩论的时候，哈耶克基本停留在一种哲学层面的讨论，而不是严格的经济学论证，不能令人充分信服。所以这个辩论就一直延续着。而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证明了奥斯卡兰格的命题，在忽略了信息等问题的理想状态下，奥斯卡兰格的理论是成立的。这也从侧面暗示了哈耶克提出信息问题、激励机制问题的前瞻性。
　　
　　沿着奥斯卡兰格的思路，经济学还有另一个重大发展，就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创始人是赫维兹（Leonid Hurwicz），他在2007年因为机制设计理论，同马斯金以及麦尔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赫维兹本人曾经就是奥斯卡兰格的助手，刺激他从事机制设计理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解决 “市场社会主义”存在的信息及激励机制问题。
　　
　　所有这些背景都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知道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的贡献如何巨大。我们也就能理解，这个模型为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高度的特殊关注。实际上，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中，这是当时唯一获得如此性质的高度关注的理论。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科尔奈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63 年，应著名经济学家马林沃德的邀请（当时马林也是《经济计量学杂志》的主编），科尔奈参加了在剑桥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IEA）圆桌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到西方国家。在这次圆桌会议上，参与的讨论者包括了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研究一般均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和组织理论(可以按今天的标准统称为制度)的经济学家。
　　
　　这里面的大部分人，不仅仅在当时是最杰出，他们很多都是在经济思想史上杰出的、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一些人，例如，阿莱、库普曼斯、斯通、赫维茨，多夫曼、戈尔曼、哈恩、麦肯齐以及拉德纳等。其中阿莱、库普曼斯、斯通和赫维茨在以后陆续获得诺贝尔奖。用今天的语言概括，当时世界上研究经济制度的最杰出的一拨经济学家邀请科尔奈。这本自传里特别提到，当时已是盛名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精神领袖库普曼斯及赫维茨，热情地同年轻的科尔奈交往的情景。
　　
　　科尔奈在自传里还提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在第206页的注释里写到，他受邀在剑桥演讲期间遇到了罗宾森夫人。罗宾森夫人是凯恩斯的好朋友，也是凯恩斯主义非常重要的贡献人之一。年轻的科尔奈在剑桥见到她时，她已经步入晚年。晚年的罗宾森夫人狂热的崇拜毛泽东主义。
　　
　　这个小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80年代、90年代至今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家。从80年代以来，剑桥经济系招收了许多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去那里念博士学位，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培养经济学家的方式和其他大学的经济学系非常不一样。80年代到90年代从剑桥经济学系毕业的许多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罗宾森夫人的学生辈，追随着罗宾森夫人的思路，所以从罗宾森夫人的态度，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独特的教学方式。
　　
　　在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之后，科尔奈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阿罗（Arrow）教授邀请他去美国访问，在美国期间，科尔奈完成了他的著作《反均衡论》。
　　
　　这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因为阿罗教授是一般均衡理论里最重要的人物，而他邀请科尔奈去访问，是要科尔奈做“反均衡论”的工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学术交流，最诚挚、最深入的学术交流是什么样子的。
　　
　　实际上，科尔奈年轻时在国际间获得的成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阿罗教授向外界介绍的，而阿罗教授最欣赏科尔奈的原因之一，就是科尔奈能够尖锐地批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一般均衡理论。科尔奈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批评，是他在学术上迈出的一大步。这是走向制度分析的必要的一大步。
　　
　　在“反均衡理论”之后，科尔奈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学突破，就是短缺经济学。《短缺经济学》这部著作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经济学中有最基本影响的问题，帮我们认清了社会主义制度里面的许多基本问题。第二是从软预算约束问题推论出短缺经济的现象。
　　
　　这中间还有若干步骤。其中重要的一步是所谓的“投资饥渴症”。所有这些现象，从软预算约束到“投资饥渴症”，再到短缺现象，都是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的中国大量存在的。
　　
　　《短缺经济学》之后，他最重要学术著作就是《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部著作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研究成果。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学》讨论的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的问题，都远远超出了学术著作的范畴，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分析，都是基于他对匈牙利和东欧经济改革的观察。
　　
　　前面我讲过，科尔奈是1968年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师和策划人。当时他天真地（这是他自己的语言）认为只要用市场取代了计划，那么大多数计划体制存在的问题就都能解决。所以1968年的匈牙利经济改革整个的放弃了计划经济，之后也有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追随匈牙利的做法。
　　
　　但是在1968年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后十几年的经验里，科尔奈观察到，放弃中央计划之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并没有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那样运作。大量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和投资饥渴症等问题，经济短缺的现象完全没有改善。所以他最终写出了《社会主义体制》这部著作。
　　
　　这部著作既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又包括他大量的现实观察，把学术分析和对现实的观察合并在一起，他就把这个问题讲的更透彻了。在短缺经济学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内容没有展开，而在社会主义体制这个著作中，他就更清楚地把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就是在国有、计划的体制下，政治是如何干预经济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是怎样的交互在一起，进行了更清晰完整的解释。
　　
　　（感谢肖梦和程明霞对撰写此文的帮助）
　　

进取宝

　　你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By 程明霞
　　
　　年轻时的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是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耳边经常回荡着战友们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时的科尔奈是匈牙利共产党党报——《中央日报》经济部一名前途无量的记者，“负责报道匈牙利的经济状况、计划和生产问题。”他狂热地信仰共产主义，信赖中央计划经济，夜以继日地疯狂工作，“在报社的办公室之外，我几乎没有自己真正的生活。没有什么比坚守党分配给我的阵地更重要。”
　　
　　然而，身为党报经济部记者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以及身边朋友不同的道路和选择，让科尔奈开始反思和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自己身处的社会和时代。科尔奈最终发现自己只是普通材料制成的人，他放弃了从政之路，转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在政治与学术这两条道路之间，科尔奈几乎挣扎了一辈子。最终，他从一名共产党的党报记者，成长为一名观察和解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杰出经济学家，并最终成为一位足以与哈耶克齐名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用自己曲折又辉煌的一生证明了，一个普通材料制成的人，也可以拥有多么闪亮的人生，也可以为自己的祖国和整个人类，做出多么伟大的贡献。
　　
　　科尔奈成名甚早，久负盛誉。作为研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与经济转轨的世界第一的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多本经典著作，诸如《短缺经济学》、《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与中欧、前苏联国家的畅销读物，也是“步入改革之门的中国经济学家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吴敬琏语）
　　
　　而2009年刚刚在香港出版的科尔奈自传《思想的力量》一书，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思想家终其一生的探索、曲折、领悟与成就。与他之前那些学术著作的浩大纷繁相比，这部写给大众读者的通俗作品，虽然同样厚重深刻（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版，610页），但读来却十分轻松流畅。科尔奈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追忆与思考，既坦诚又生动——“我曾经和儿子安德拉什（当时他十几岁），谈论五十年代早期自己的经历，他问我：爸爸，你是个聪明人，当时怎么会那么愚蠢？”——同时也令人唏嘘，发人深思。
　　
　　我们对自己身处的社会和时代究竟有多少了解？科尔奈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作为跟我们一样出身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他以自己的才华、勤奋和持续一生的探索，向我们清晰地描述和解释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这个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完全不同的社会，是如何运转、如何复制、如何自我更新、自我改良、如何前行、又将走向何处的。
　　
　　好的传记不仅充满动人心弦的个人成长故事，而且往往超越个人史，成为一部丰富的社会史、时代史、思想史。而科尔奈这部自传对中国读者而言附着了更加独特的意义，它还是一面我们照见自己、自己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清晰的镜子。
　　
　　就像我们也许读不懂《通往奴役之路》，却会被《哈耶克传》（艾伯斯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打动一样；就像我们也许看不进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会被《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吸引一样；也许你看不完科尔奈之前的所有皇皇巨著，但你一定会被这部《思想的力量》所征服。
　　
　　本期《书评增刊》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先生，为我们介绍科尔奈的生平与成就，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为科尔奈在中国的“得意门生”，许成钢先生情真意切地回忆了自己与科尔奈20多年的亲密交往。

进取宝

　　
　　年少的科尔奈热烈地信仰共产主义，那时他耳边总回荡着那些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斩钉截铁的话：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没错。真正的共产党员确实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科尔奈很快发现自己是普通材料制成的人。。。这个年轻时造成他巨大精神危机的发现，现在看来是多么巨大的幸运！他用自己后来的一生证明了，他这个用普通材料制成的人，可以拥有多么闪亮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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