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夺路 - 书评

骑扫把

　　这几年，“民国”一词被某些“公知”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大谈民国精神之复兴，现今文化之堕落，仿佛扣上一个“民国未完”的帽子才是他们钟爱的结局，在这个意识形态乱草丛生的时代，我们又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长久以来的怪圈——非黑即白，非左即右。
　　
　　我这一批生长于80年代末的年轻人距离战争年代久矣，就连道听途说都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儿时从课本上学到的洗脑知识在成年之后成为笑谈，部分人迫不及待的将自己划为认清历史真相的那拨人，而历史的烟尘背后究竟孰是孰非？
　　
　　龙应台所著《大江大海1949》成为禁书并令我大开眼界，我迫不及待的在网上寻找残篇断章载下来看，企图窥探两岸秘辛，岂知龙应台女士通篇的滥煽情给了此书的读者一个强烈的感情共鸣，却在史料方面被李敖捉住各种痛处，可以说《大江大海1949》是一个索引，却并非全貌，你可以看，却不能全然相信。
　　
　　接着，齐邦媛的《巨流河》成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作者出生于诗书门第，结交的多是民国知识分子，故事文学感强，高龄作者娓娓道来令人不禁泣然，可终究只是残垣断章，历史的长河一隅站着那些光辉的名字，而烟尘滚滚的战场背后是无数黎民百姓空洞的眼神。
　　
　　你们要的民国，你们想知道的民国，难道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天堂？
　　
　　还好有鼎公，还好这个流亡学生在七十岁高龄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写文的人容易犯个毛病就是放大个体苦痛，进行毫无节制的煽情，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一旦这种煽情被点燃，你很可能就失去了所有事情的真相。苦不苦？谁不苦？谁不是死过一轮的人？被王鼎钧的《关山夺路》深深吸引就是在于作者感情上的节制——他，一个流亡学生，曾经当过战俘，八百里山河他狼狈走过，吃得苦头不可谓不多矣，可是他仍能苦中作乐，并且一直坚持着单纯的文学梦想。
　　他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被任何话语给煽动，不因任何既得利益而动摇，这个单纯的山东少年始终爱的是一个单纯的世界，他对学潮的见解让人倍觉新鲜，豁然开朗，他在文中说——“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利，与校长分庭抗礼，恍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生以小博大，在如醉的昂扬中，也模糊觉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
　　这就不难解释后来的文革，乃至六月那一场至今都不敢公开的灾难，乌合之众最易煽动，而学生正是最热血的乌合之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却在临死的那一刻都没搞明白是给谁献了祭。
　　
　　左还是右？
　　
　　在长期的教科书思维浇灌下，一旦有一天能冲破桎梏，大多数人很容易将蒋公封为神邸，一会儿成神，一会儿成坟，国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所做的牺牲与努力不该被抹黑与掩埋，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朽入骨亦不可视而不见，这世间，成王败寇，成的不一定就是对的，败的自然也不会真是渣滓。
　　鼎公在书中的记载，详实而又公平，其褒贬随行为走，不随党派划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实在太混淆人民的概念，仿佛资本家与某些知识分子就不是人，只有工人农民是人，地主也不是人，共军抓住了广大的农村这根救命稻草，并以此席卷整个国统区，农村包围城市，令国军节节败退。
　　战无不胜的孙立人为何会栽在自己人手上？盖因国民党内部政治派系斗争太过严重，无人可力挽狂澜，蒋公以儒家思想与毛的马克思主义做抵抗，胜负显而易见，这个社会已经讲不了君子协议，儒家思想了，毛的思维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才是更为高明、煽动人心的政治家。
　　时至今日，我也不会偏袒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功过之事，本就无大小，两方都有功有过，可想起大学的经历，依旧不寒而栗，我不过是在宿舍之中随意闲聊了为国民党说了一些话，即刻便有室友大肆叫嚣——“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那这句话后面我是否可以补充一句，没有国民党，也许连中国都没了，尽管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日军忽然的投降换来的，但谁都不能无视国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牺牲，谁是汉奸？谁是卖国贼？难道伙同苏联侵占东北的行为就叫共产主义的胜利么？可笑矣。亲美亲苏都是政治斗争，苦的是普通的黎民百姓。
　　鼎公在书中写沦陷区与解放区，说村长时常要准备两幅肖像，一面是蒋，一面是毛，哪方的队伍来了换哪方，在此，不想细谈国共之争，唯有一句话让我铭记心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勇斗狠请留给日本兵，不要把打败自己人这种事拿出来秀优越感。
　　
　　你们还记得长春围城吗？
　　
　　长春围城
　　
　　这四字，字字泣血，写下来都觉得背后的累累白骨在望着我，第一次听说长春围城是看《大江大海1949》，东北是战争年代最为苦难的土地，为了更清晰的了解那段历史，我搞到了一本叫做《雪白血红》的禁书，这本书较为详细的描述了那段历史，不想又在鼎公的《关山夺路》中被提及，书中的一句话令我喟叹良久——“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饿死几十万人。”
　　只是饿死几十万人，这句话力透纸背，让我恐惧，当时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这一招战术真是刺激——我想问如今的长春人，你们还有谁记得这段可怕的历史？不必怀疑，万事不会空穴来风。比起后来的河南饥荒，“长春围城”是人为制造的灾难，更让人深感人心难测，世界可怕。
　　
　　左派文学
　　
　　即是读书人，也是写文人，鼎公关于文学与写作的部分尤其令我感同身受，在教科书里的巴金、老舍、矛盾，我实在是没兴趣，甚至是教科书里的鲁迅先生我也毫无好感，我喜欢的是那个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从小的教科书里都是宣传这些左派作家的作品，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张爱玲的书，时至今日，张爱玲传奇未完，海内外的华人都还在不断研究这个奇女子，甚至后世产生无数被其影响的作者，在文学高度而言，张爱玲的地位毋庸置疑，可是呢？她缺席了，缺席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之中，仿佛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个人。
　　我们的文学审美身不由己，太过败坏，我们不断吟诵的文字都服从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当然，我亦侥幸，我侥幸未生存于大斗争与文革年代，没有亲眼所见知识与文化的灾难性毁灭，我得以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不断检索真正的心中所爱。
　　
　　我生于八零年代末，成长在民国重镇——武汉，外婆的父亲曾位至国民党高级文官，而爷爷则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我从小看着两边打架，互相说对方的坏话，仿佛就看是在看一场小小的国共内战，当然，这些话都影响不了我的家庭和睦，可意识形态的纠葛却深深分裂了一个民族，那么多写国共内战的书，你若让我推荐一本，如今则首推鼎公的《关山夺路》了。读罢掩卷沉思，良久不能平复激动心绪，这一个流亡学生的告白，更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我走过武汉，看江汉路上斑驳的民国建筑，仿佛看见缩影的十里洋场与资本滥觞；我走过南京，法国梧桐下的六朝烟华，拾级而上，拜谒中山陵；我走过北京，想北平那些年的文人墨客……
　　
　　这是一个无需流亡的时代，可我们的心似乎还在流亡，《关山夺路》中亦不乏哲学批判，我想，二十岁时你若要读一本书，那不应该是饱暖思淫欲的青春文学，而是这本饱含热泪却从不流露的回忆录——白发苍苍的年纪为何还要笔耕不辍？因为历史把你留下来，就是要你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