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历程 - 书评

维舟

　　对于不同的国家，“现代化”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原生自发实现现代化的英国来说，这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对中国来说，却意味着脱胎换骨的痛苦转换。这就像鲸作为一种哺乳动物要能像鱼一样在海洋里生活，必须经过漫长的趋同进化过程。事实上，在每一场革命性变迁的历程中，通往新的现代化愿景总要穿过一个泪谷，其中包含着痛苦的自我否弃和自我改造。
　　
　　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要从“中国社会的特质”、“明代财政管理”开始讲起——虽然这本集子是收录了他散落的一些篇章后冠以这一书名，但其编排确实符合逻辑，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次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原有的特质与现代化的要求距离越远，其转型时的“泪谷”阶段就越是漫长和痛苦。
　　
　　黄仁宇在开篇即强调：“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乃在于中国在公元前若干世纪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很多学者一样，他认为这一体制本身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为了维护大一统的超稳定格局，古代中国发展出一种代价高昂的管理体制：由于各地情况差别悬殊，而任何地方分权和不均衡发展都可能使统一政府走向瓦解崩溃，长期以来帝国中央总是力图限制财政扩张。这使它既是一个“大政府”又是一个“小政府”，因为它一方面无所不管（理论上所有赋税收入都归朝廷，没有地方收入），另一方面政府预算和征税一直相当之少，帝国官员的薪水只占国家开支的极小部分，最高层与中层以下的大量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管理地带”。
　　
　　这种管理模式实际上应对的是一个符合理想秩序的静态社会（所以其财政管理“没剩下什么自由活动的空间”，但一旦社会剧烈变动甚至结构性变迁，就立刻显得左支右绌，“财政机器及其官僚的心态对于任何重大决策都缺乏准备”。因此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全面改造的要求：必须在政治伦理、财政收支、管理模式上作出结构性改变，从反动态、反扩张的财政结构转向动态、扩张的结构。按黄仁宇一贯坚持的观点来说，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在他的术语中，这基本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这一转变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它牵涉到最根本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包含着激进的反传统一面。一如黄仁宇所强调指出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奠基于一个原则，即“公共福利必须高于个人私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原则和价值观念。社会的运作不是依赖于市场的经济学原理或国家富强原则（那是受人谴责的），而是儒家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晚明时杨时乔在杭州宣布“税收的估定，完全取决于商人自我申报，而不进行任何官方监管”，这样一种现代看来是渎职的行为在当时却被赞为美谈。黄仁宇的下述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政治稳定性比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
　　
　　只有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的时候，这些社会基础性的价值观和组织原则才会由于受到不断的冲击而被迫应对和改变。在我看来，这也是晚明为何具有如此深远意义的原因所在：在这个社会进化和天灾人祸不断浪涌而来的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原则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虽然自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皇帝和高官们都一直强调“祖制不可更易”，几乎不允许对制度作出任何改变和调整，但形势比人强：事实表明两百年前定下的紧身衣，在一个本身已发生变化的社会来说，是越来越不合身了。因而在明代财政中，就出现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极端：原则上不折不扣地遵从严格的秩序，而事实上却是越来越多的对该原则的侵犯”。
　　
　　论述“现代化历程”之所以要谈这么多明代的事，不仅因为这是黄仁宇的专长所在，也是因为上述明代的问题，绝大部分都被清朝沿袭了下来。其结果，当鸦片战争炮响的时候，中国人仍然面临着相似的窘境，但却要在更加迫切而密集的内忧外患之中急迫地进行转型。洋务运动和寻求富强就体现了与传统理念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推行新政和革新就需要花钱、需要财政扩张，而洋务运动又强化了地方分权，最终启动了帝国框架崩溃的进程。
　　
　　值得记取的教训是：中国并不缺乏具备工具理性的优秀技术官僚，缺乏的是一个能应对变迁态势的弹性制度。明代的两位户部尚书夏元吉、王琼对各种数字都有着准确可靠的记忆，王琼尤其能记忆各仓所积以及向各地驻军供应的准确数字；而另一位户部尚书刘中敷因在应对皇帝咨询时没能记起瓦剌人入贡的马、驼数量而被处死。这种对数字敏感的管理才能，也算是中国官僚的一项传统了，但他们的悲剧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个人的数字敏感，无法扭转整个制度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说到底就是一个静态社会向动态社会的转变历程。不止是中国，实际上大部分国家在传统上都以静态平衡的社会秩序为理想的——乌托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仿佛那儿一切都井井有条，人人各守其位，处于无须完善的完美之中；但现代化却是在不断打破这种静态平衡后达到的动态平衡，从社会阶层升降到一切秩序，都在眼花缭乱的不断调整和变动之中。黄仁宇所说的侧重于财政管理和政治结构，其实包括文化、阶级、礼仪等等在内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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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译：
　　p.35：孙以都：似系“孙任以都”之误。又同页“王业键（Madeline Zelin）”系两人，Madeline Zelin即曾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