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富士康的劳工问题

柳暗花明

“2009年？2010年，这地方的施工达到高潮，竖立着100多个塔吊，入驻了近3万名建筑工人。”合作街道办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卢庆告诉我(合作镇现在已经更名为合作街道办)。

在西南公寓附近，是一块名叫“阳光地带”的地方。临街是一排墙皮粉刷成黄色的楼房，因为质量不好，墙皮已经脱落不少，露着大片的白色墙面。这个地方是附近工人、农民以及学生的消费中心，有农民开的“商务酒店”—条件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招待所，还有红旗超市、水果店、蛋糕店、茶馆、网吧和几十家大排档。
每逢饭点，这里呼朋唤友、觥筹交错之声此起彼伏。

这里原先是属于合作镇清水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土地。距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安置房顺江小区。合作镇19个村，共2万多名村民，绝大多数住在顺江小区里。

2003年，清水村村民年收入不过三五千元，村上唯一的企业是一家油厂。
大部分村民靠着种地、养猪、养鸡为生。农闲时，去镇上或者其他地方打一点零工补贴家用。

2005年10月，拆迁开始。政府给出拆迁赔偿是：平房按照每平方米80元的价格补偿、楼房则是每平方米120元，征收地是一亩几万元—有说4万多、也有说9万多的。凡是满18岁的村民，都由政府买社保。四十五岁以上的村民，政府花30050元一次性买断社保。50岁以上的村民每月能领取退休费800多元，60岁以上的则是1000多元。

对于青壮年劳动力，政府有鼓励就业的政策，每个月补贴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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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阳光地带”干保洁的女士说，她家五口人，分到了两套房：一间套二、一间套一。她今年48岁，再过两年就可以领退休费了。她的大女儿26岁，在成都一所私立学校当老师，儿子20岁，在贵州给做安装变电站生意的大伯打工。丈夫是南充人，入赘到她家，现在在顺江小区搞绿化，一个月一千多元。她自己一个月不到一千元。

保洁女士笑眯眯的，对现在的生活心满意足。

“阳光地带”最好的餐馆是“土连锅”，每晚餐馆里坐不下人，得在院子里摆上十来张大圆桌。

“土连锅”老板耿洪波，1976年出生，身材明显发福，脸上总是带着生意人的和气笑容。
2005年拆迁的时候，他家房子加土地，政府总共赔了20多万元。这些钱，耿父一股脑拿给儿子去开餐馆。耿父说：“我这一辈子连十万块都挣不了，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多钱。”

耿家当初特别穷，平房只有两间，大的一间是客厅兼卧室，全家人的活动场所，放了两张床。小的是厨房，还搭了一张床，一到下雨天，房子还漏雨，经常把被子打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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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耿洪波初中毕业之后，就跟着姐姐去广东打工，一个月100多元。
谈起那段经历，他摇摇头说不好混，辛苦不提，还被工头克扣工钱。打了两年工，就回到四川学厨师，一直在餐馆里打工。直到2005年，拿到拆迁赔偿款之后才有机会独立创业。

政府为安置户提供一年期的创业无息贷款，耿洪波贷了5万元。从2005年在郫县犀浦镇开第一家餐馆开始，至2012年，他已经开了四家店，雇佣了近百名员工，每月工资开销有二三十万元。

“土连锅”阳光地带店是耿洪波的第二家店，当时旁边是一家做模具的工厂。
工厂准备搬走，原来的店主知道，但耿洪波不知道。2009年6月，耿支付了15万元的店铺转让费。很多人都笑他：“这个胖子怎么这么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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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料到富士康会来。

饭馆开业的第三个月，富士康的先头部队来了，耿洪波饭馆的生意一下子爆满。他跟着员工去富士康的工地送饭，车间如蚁穴，一个个在他眼前排开，建筑工人像忙碌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耿洪波激动起来：“这些都是钱啊！”

他的生意火爆至今，但从2011年9月起，阳光地带的餐馆生意回落，原来一天一万元的营业额，降到了八千元。
耿洪波觉得糊涂，拉着富士康的工人打听原因。工人说：“我们老板的老板要死了，厂里没生意，一个月才一千多元钱，只能啃方便面了，哪里还有钱吃饭呢？”

工人口里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他们所生产的iPad即来自于这家公司。乔布斯在2011年10月去世后，餐馆的生意持续不好，直到今年2月才恢复到每天营业额一万元。我觉得很奇妙，一个美国人的生死，影响着一家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餐馆的生意。这是全球化最形象的写照。

耿洪波希望到2017年，自己能开8家餐馆。8是他人生的吉祥数字—而他已经成了当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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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西

2012年6月21日上午，我从成都出发前往胡萍和杨松的家乡、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一个县城，11个小时后，我在下午5点抵达目的地。

这个小县城四面环山，几乎没有什么大块的平地，每步行一两百米就得爬坡。从县客运中心到县宾馆，不过300米的距离，摩托车载着我在几乎成70度的坡上俯冲下去。

6月22日上午9点，我从县城客运站坐车到龙石乡—杨松的老家。汽车一路沿着盘山公路向上盘旋，当天下着大雨，雾气在车旁缭绕不散，路边碧绿的玉米田时隐时现。40公里的路走了两个小时，杨松父亲杨定泉已经在下车点接我了。

雨下得更大了，杨定泉骑着嘉陵摩托车载着我在坡道上俯冲，我撑着伞，伞被吹得东倒西歪的。经过两道坡，再拐过三道弯，车停了。然后我们步行从路边往下走了48级青石板梯子，就到了杨松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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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大院子，原先住了9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了两户，其他的人都搬到了泸州市、成都市郊区。

有户人家的孩子，读了西南交通大学，在资阳市交通局工作，一个月七八千元，在资阳买了房、安了家，全家人也搬到了城里住。

这家人是杨松一家向往的榜样。杨定泉说：“等我大儿子读了大学，出来也不会比他家差。”

杨松家是三间瓦房，黄泥砌的墙已经被柴火熏得灰黑。家里14英寸的松下彩电，是六年前买的二手货，花了300元。
中意牌电冰箱是3年前花了1500元买的。家里最值钱的物件是杨定泉骑来接我的嘉陵摩托车，花了他7000元—这里山高路险，摩托车的性能必须好一点。
杨定泉今年50岁，妻子44岁，长年在地里劳作，风吹日晒，他们的皮肤黝黑，皱纹深刻，比实际年龄老了七八岁。


杨定泉的大儿子、杨松的哥哥今年是第三次参加高考。
第一次，他考中了一家三本学校，嫌学费贵，学校也不好，放弃了；
第二次，考中了太原工业学院计算机专业，他不喜欢这个专业，又放弃了，决定再复读一年，冲击重点本科。

龙石乡2011年整个县也没有人考上清华北大，只有一名学生考上重本，能考上的最好大学是四川大学。
去年9月，他的大儿子去了绵阳中学复读，那里据说一年能考上30多个清华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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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是二儿子，他还有一位小妹在县城读高一。杨松成绩不好，老师劝杨定泉别让他再读高中了.
杨定泉有个兄弟是村干部，富士康在招工，政府推荐，杨松就到了富士康。杨定泉的右手大拇指第一指节在多年前做木工的时候被锯掉了。现在，他依旧在做木工，给附近一家煤矿做装炸药的木箱，一个月能挣2000元。

杨家一年能收获三四千斤玉米，每斤1.5元。一部分玉米拿来换了大米，用于家里夫妻俩吃饭。
大部分玉米用来喂猪，2011年家里养了4头猪，活猪一斤8元，总收入近1万元，用于支付小女儿的学费和家里的生活开销。
现在杨家猪圈里养着两头200斤重的猪，还有4头二三十斤重的小猪仔。

杨定泉做木工的收入，全部用于在绵阳中学读书的大儿子身上。为了节省开支，大儿子只在春节时候回了一趟家，杨定泉则从未去绵阳开过家长会。
大儿子是一家人的期望所在，是未来的顶梁柱。他对爸爸说，家里别修房子了，钱用在读书上，哪怕自己打工挣钱也要读一个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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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去杨家之前，6月10日端午节，杨松回了趟家。从成都郫县到龙石，他转了三道车，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到家，花了13个小时。在龙石乡附近的硫磺厂，见到骑着摩托车来接他的父亲，他脱口而出：“爸！”

杨松的母亲对我说，自己特意做了炒腊肉、炒四季豆和煎蛋青菜汤，慰劳半年没见的二儿子。她心痛地念叨，人瘦了、头发长了。杨松反过来安慰她，在工厂干活就是时间长一些，没有做农活辛苦。

原来在地里干活，挑猪粪，皮肤黑，现在坐在车间里，晒不着太阳，皮肤白了一些。

杨松这次回家带了2000元。这2000元，杨定泉要赶紧汇给远在绵阳的大儿子以及在县城读书的小女儿。

杨定泉告诉杨松，家里每年只能挣两三万，你哥哥要读书，你妹妹也要读书。你每个月寄1000元回家，支持一下哥哥妹妹。杨松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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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拿出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卡给杨定泉看，并且告诉父亲，这上面就是他的房子钱，一个月要从工资里扣一百多元，以后买房子的时候能取出来。
杨定泉复述他的话说，“干满15年就能买一套房子。”我怀疑这事不是杨松解释错误，就是杨定泉本人理解错了。

杨松的哥哥高考考了550分，四川省重本分数线是518分，大儿子希望填南京大学或武汉大学(微博)，我向杨定泉建议，他的大儿子以后肯定是家里的支柱，最好就上成都本地的好大学，将来和家里也有个照应。

7月6日，杨定泉给我电话说，大儿子的前三个志愿分别是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以后肯定就在成都立足了。

杨定泉希望大儿子在成都读书，小女儿以后也到成都读书，三个儿女都飞出山沟沟，都在成都或者成都附近安家。

他让杨松先好好在富士康待着，等有机会再学技术转行。杨家一位邻居在资阳交通局，可以介绍杨松修车，但要花上一两万元。
他对大儿子强调说，十年后你有能力了一定要帮助弟弟。

在家度过短暂的假期后，6月17日早晨7点，杨松穿胸口印有富士康字样的藏青色短袖T恤，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背着背包，在龙石乡坐上车前往县城，打算到县城坐车到成都。

隔着玻璃窗，杨松愉快地向父亲挥手告别。接下来他将一路向西，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成都富士康。


那里，有他和他家人的梦想。

柳暗花明

心好酸，觉得穷苦人的日子跟富人的日子简直就是两重天。

那些富人，当权者想玩穷人，穷人真的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信息的不对称，权力制度的不透明，让我们只能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