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 - 书评

天地玄$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郭斌和先生
　　
　　
　　
　　Every Word，a scholar；Every step，a Gentleman．
　　
　　本文作者章学清于194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1952年（40级）毕业，为郭斌和先生之高足，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业师郭斌和先生字洽周，于1900年6月20日（庚子五月二十四日午时）生于张家港市（原江阴县）杨舍镇；于1987年9月14日下午5时50分（丁卯七月二十二日申时）因高血压及冠心病在南京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一、学历
　　
　　郭师出身于书香门第。他虚龄16岁时丧父。当时栗安先生挽联云：“有子已能文，一棹金阊宜瞑目；无言不悟道，廿年玉屑妙清谈。”可见他父亲很有学识。
　　郭师从小过继给三伯父郭镇藩。他在父亲去世后，即由嗣父照顾。嗣父字潄芬，清末贡生，拥护维新，力主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光绪31年（1905年）正月，杨舍的梁丰书院改为梁丰小学，后又扩充初中班，改名梁丰学校，郭潄芬任校长达30余年。他德高学湛，廉洁奉公，对嗣子影响很大。
　　郭师在梁丰学校毕业后，又进南菁中学，于1917年毕业，随即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堂。
　　1919年又考入香港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由于学业优异，深得沃姆（G.N.Orme）老师的赏识。沃姆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又是香港大学副校长和全港的教育总管。最初选修该课程的约有20人，后来朱光潜等同学相继退出，最后只剩郭师一人。沈同洽先生说：“郭先生只学了4个月的拉丁文，就已经掌握了。弄得老师不知如何教下去。”郭师在沃姆的教导下，深知英语并非难学，但要精通西学，就必需学习拉丁、希腊语文和希腊、罗马文化。因此他决心在完成规定的学业外，还攻读拉丁、希腊语文。
　　当时郭师在香港大学任学生会主席。有一年，校方宣布国庆节不放假，照常上课。他就在宿舍布告栏贴一通知，号召罢课。英人舍监见之大怒，召集学生追查：“Who wrote  it？”郭师挺身而出，说：“It is I.”并且毫无惧色地向大家讲炎黄子孙的爱国之道，义正词严地批驳了校方的无理措施。舍监见势不妙，只得溜之大吉。真是长中国人的志气，灭帝国主义的威风，大快人心。在郭师的倡议下，大家决定在下午和傍晚举行两次庆祝会，唱歌奏乐，招待在港著名华人和英国教师。（当时与他同学而年长2岁的高觉敷先生曾于80年代末，在《扬子晚报》上连载回忆录，对此事记之甚详。）
　　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港大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沃姆先生介绍他去香港育才中学任教。每天上午在校教课，下午由沃姆亲自开车接他到家中专授希腊文和拉丁文。郭师刻苦钻研，并广泛阅读西方古代文化典籍，从而打下西方文学的坚实基础。
　　1923年6月，郭师在南京第一中学任教。7月底,沃姆访问南京东南大学,与《学衡》主编吴宓相识。9月，沃姆致函吴宓，推荐郭师与吴宓相识，从此互相来往，成为好友，并加盟《学衡》。
　　1924年8月，郭师因吴宓推荐，去东北大学任教授，直到1927年考取公费留美。当时的主考官就是吴宓。同时考取西洋文学门类的还有范存忠先生。他们都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郭师留美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学位，主要是想凭借西方文化的丰富知识和欧西学者的科学方法来深研中国古今的文化，以期达到中西贯通，学用一致。他在哈佛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深研西学,研究了大量的希腊文、拉丁文原版典籍。他生活节俭，每月寄钱回国赡养家人，余款全用来买书。他被选为中国学生会主席。1930年获硕士学位后，再往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进修。1930年12月20日回国。这时他已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精通中文、英文、希腊文、拉丁文，并通晓法文和德文的权威学者了。后来在1948年末，胡适来中央大学讲学，一次座谈会后，留郭师谈论多时，盛赞郭师的学术造诣，自愧不如，由此可见郭师名望之高。
　　在牛津时，他持白璧德的介绍信去伦敦访问了著名诗人T.S.Eliot，受到热情接待，并设宴招待，陪同游览。他还去爱丁堡（格拉斯哥？）看望恩师沃姆先生。沃姆被比作为鲁迅的藤野先生。“虽然他的姓名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但是他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写在1981年日记本的扉页。）后来在1981年7月接到香港来信，获知“沃姆师、师母均已作古，为之悲恸。”
　　他在牛津时,吴宓也在那里学习。他们还一同访问了莎士比亚故居,并去牛津万灵学院聚会。
　　
　　二、经历
　　
　　前已述及郭师在赴美前，就在香港育才中学、南京第一中学和东北大学任教。回国后又先后在东北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直至1986年光荣退休，共任教62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郭师于1930年12月回到东北大学继续任教。1931年9月初，他还在那里接受吴宓的访问。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即到山东大学任教。（山东大学于 1930年合并于青岛大学，翌年又恢复原名。）
　　1932年春，他被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这年暮春，他结识了吴宓介绍的缪钺先生。遂同游颐和园，伤国运之凌夷，慕顾亭林之志节，缪钺慨然赠诗：
　　林宗风采久知闻，咳唾珠玑自不群。振敝兴衰豪俊事，人间何幸又逢君。（郭林宗即郭泰，东汉末为太学生首领，以士节著称。此处指郭师。）
　　1933年，江苏省教育厅拟办一省立大学，请郭师回来当校长。但因厅内意见分歧，大学未办成。厅方向郭师道歉并赠款。郭师怒掷赠款，遂应聘至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
　　1937年8月,他应聘至浙江大学,一直任职到1946年。在此期间，他担任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外文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训导长（民选）及代理校长等职，最多时曾身兼七职。此时，梅光迪、张其昀、王焕镳（驾吾）、张荫麟、缪钺（彦威）等学衡派成员也都在浙大。当时为了抗战，浙大辗转西迁，由杭州迁建德，又迁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后到达贵州遵义和湄潭，途经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在遵义时，英国某大学请他去讲学，并且可带家眷，但郭师以国内教学工作为重而婉辞。
　　郭师撰写了《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除有四个学年的具体课程安排外，还精辟地论述了办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是一份宝贵的文献。主旨是说课程要求多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深谙中国文化之本原，义理、考据、词章并重，又要学好西文，研究西方的哲学和文学，以期明体达用，改善社会，转移风气。（参考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载于《浙江大学在遵义》55-69页。）
　　他对中文系的学生们说：“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研究这些宝藏，将其精华介绍到国外去，这是中文系的任务。研究的方法可以参用西方治学的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郭师还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说：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惟其求真，故能日新”。“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非文即质，质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为一整体，彼此息息相关，实不易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知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陶冶，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
　　郭师还对考据、义理、词章三者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在《草案》中说：“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互相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为某宗某派之诗文也。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以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考据也，其义则义理也，其文则词章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牵之见，偏曲之争矣。”这段重要的论述为我们指出了治学之道。
　　他一贯甘于淡泊，以苦为乐，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他告诫学生：“要一辈子当教师，不要当官。”他的高风亮节深受师生崇敬。缪钺再次赠诗：
　　士气东京美，千秋不可逢。末流方浑浊，卓节独从容。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一绳维大树，愿勖郭林宗。
　　他要求学生写作文一律用文言文，不得用白话文。这说明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
　　他尽管职务多，工作忙，还是尽多开课：为中文系开文学批评课，为外文系开希腊、拉丁文课。这说明他对己要求很严。
　　郭师在浙大将近十年的时间内，全身心地忘我工作，业绩卓著。可是由于没有政治背景，还是受到排挤。遂于1946年离开浙大，回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 年，教育部给郭师名额去罗马考察，因故未去。1948年末，中大有人主张迁校去台湾，他态度鲜明地表示：“没有必要迁校。只要我当系主任，外文系一只痰盂也不能拿走！ ”这时香港大学也想请他回母校任教，月薪一千港元，并有依山傍海的小别墅作为寓所，托其好友写信劝他速带家眷来港，信中还附寄别墅钥匙。他却毫不动心地说：“我已吃尽了当亡国奴之苦，再也不愿在外国人手下干事了。”
　　后来，他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直到退休。
　　
　　三、教学
　　
　　郭师在中大和南大外文系开设的课程有：欧洲文学史、文学欣赏、Etymology、文学批评、莎士比亚与希腊拉丁文学、英美文学与希腊拉丁文学、精读、作文、翻译等等。
　　他在教学中认真负责。由于他学问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备课又充分，所以能够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听他讲课，如坐春风，真是一种享受。他对学生热情诚恳，有问必答，不怕麻烦。他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郭师教过我翻译课。他的翻译原则是“信达雅”，要求译文不仅正确通顺，还要力求妥贴、生动和典雅。例如汪文漪把“glib tongue”译成“油嘴滑舌”，他就大加赞赏。（在1951年时，所有英汉词典都无此解。）学生译得不够好的，他就因势利导，教你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翻译练习通过他的批改和讲解，常可点铁成金、取长补短和集思广益。课堂上常是发言踊跃，妙趣横生。
　　 在英语写作和翻译的教学中，郭师善于发现脱颖而出的尖子，大力表扬，勖勉有加，树立标兵，使全班同学找出差距，迎头赶上。例如他叫某班同学翻译Byron的一首诗，张子清用文言文译出，并且按照原诗押韵之行押韵，质量很高，他就评为A+。南大外文系在60年代初狠抓青年教师的学习。有一次，郭师叫大家将一篇题名为《如果》的散文译成英文，吴翔林的译文最好，他就用拉丁文“facile princeps”作为评语，意即easily  first，并由沈同洽先生向大家宣读。吴翔林一直把这篇译文珍藏着。
　　郭师还帮助毛敏诸教授备课，包括英美文学史、英美名著选读和莎士比亚研究等。每星期为她在家开小课。她还作笔记，给吴薇薇（吴勤）等老师阅读。
　　1963年起，郭师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此后他要花很多时间开会和审阅论文。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赵瑞霟先生和张月超先生所开研究生课程都请郭师做顾问，并请他做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们所带研究生也常去郭师家请教。
　　1981年10月24日，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杨岂深邀郭师去上海，帮助解决学术问题和教学问题，请他做《英汉大词典》语源部分的顾问，指导希腊文、拉丁文研究生，以及同朱光潜一起订正《西方文论选》中朱译文章的错误等。郭师应邀前往，做了很多工作。
　　他家的客厅就是教室。学生们、同事们和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向他请教。不管是否相识，不管是否预约，也不管是否通过系办公室，他一概热情接待，从不冷淡或借故逐客。来访者无不满意而回。而北大外文系主任朱光潜（香港大学的同窗）却总是把办公室的门反锁。即使人家敲门，谈话也不得超过5分钟。时间快到了就看表示意。吴翔林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从郭师的日记可以看出：即使他未去课堂上课，他的教学活动也非常忙碌。
　　校内师生和校外人士向他请教的络绎不绝。例如沈同洽先生、莫绍揆先生、徐知勉先生、北京林学院院长郑万钧、复旦的赵立坚和黄希苏、南京天文台研究员杨建等都请教过希腊文和拉丁文问题。学生如张子清、吴勤、华服远、刘汉平等也都请教过拉丁文问题。（以上根据郭师1981年7月起两年的日记。）
　　吴翔林利用业余时间将毛主席的诗词译成押韵的、符合格律的英文诗，郭师不辞辛苦地为他的每一首译作都句斟字酌，还推荐到《南大学报》发表。后来还请匡亚明校长审批印单行本一千册。
　　我也经常去郭师家请教英文和中文的问题。那部得到许孟雄先生高度评价的、长达十万字的《英译汉错情分析》就是于1982年在郭师的精心指导下写成的。1973年，我开始写旧体诗词。我给郭师看的第一首习作是五言十六韵勉励女儿的诗，他看了非常高兴，鼓励我写下去。周总理去世后，我写了《怀念周总理诗词38首》，写作过程中，郭师对每一首都要反复吟咏，逐字推敲。唐圭璋先生对此作品的评价是“有功力”。这个“功力”毋宁说是郭师的推敲功力。他的境界高，所以能看出我每首中的不足之处来指点我。他还向《南大学报》编辑部推荐，后因我只是校友而不能发表，但为我转到《江苏文艺》，终于在该刊1978年3月号发表了《梅园三章》。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孟志荪先生又把其中的《淮安八章》推荐给《诗刊》，在该刊1978年8月号上发表了《念奴娇故居约法》。郭师对此感到莫大欣慰。后来孟师去世，发来讣告后，郭师还为我改定唁电文稿，体现了一丝不苟的精神。
　　1987年初，我写了《英译杜甫律诗十首》和《英译杜甫<登高>兼谈体会》后，去看望郭师，想再请他指教，可是他已经病重，视力模糊，不能为我推敲了。但是他还是语重心长地给我鼓励。半年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不禁使我有何怙何恃之感。从此无人再给我指点迷津了。
　　
　　四、治学
　　
　　郭师敏于思、勤于学。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勤学俄文，不到一年，就能阅读俄文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革”期间，他购买的《毛主席语录》就有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等各种版本，未能购得意大利文版本，还引以为憾。
　　郭师勤学不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老而弥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早餐后一定要读报，包括新华日报、光明日报、China Daily等，特别注意学术性文章。
　　2.勤查词典，以求甚解。“上午阅英文中国日报，勤查词典，获益不浅。” （1982.12.23日记)为什么郭师阅读普通的英文报纸还要勤查词典呢？可能他发现了某些词语的新用法和新涵义，也可能为了理解某些词句的深层涵义吧。
　　有时郭师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去查词典的。例如：“我看英文，同时即查语源，做硬工夫，锻炼记忆力。”（1982．11．11日记）
　　3.好书仔细读，反复读，以求新的体会。例如郭师反复阅读Byron的The Isles of  Greece，“另有所悟”。（1981．9．29日记）在此过程中查了词典，“发现Chamber’s  Dictionary（Chamber’s 20thCentury Dictionary）有许多优点。”（1981.9.26日记) 又如郭师“细阅”了刘逸生注的《龚定庵己亥杂诗》“甚感兴趣。”（1981.10.8日记等 )“下午细阅钱钟书《宋诗选注》陆放翁部分，极感兴趣。”（1983.1.17日记)“下午细查希腊文字典，别有乐趣。”（1983.1.18日记)
　　4.读百科全书等，以扩大知识面。人们一般是遇到了问题才去查百科全书，郭师却经常把《Everyman's Encyclopedia》和《Dictionary of Quotations》等书作为读物来阅读。在郭师的日记中常可看到这类记述。例如：“翻阅D. of Q.中关于Byron诸词条，颇有启发。”(1981.9.17日记)
　　 5.读书时常联系已知作者或作品作比较。例如在阅读俞平伯的《唐宋词选注》时，郭师就把此书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作比较，发现“俞作与钱作眼光均敏锐”。（1983．11．29日记）日记中最多见的是把龚自珍同拜伦比，“俟《理想国》译完后，拟作一英文论文比较龚自珍与拜伦。”（1982.12.21日记)
　　郭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法国圣柏甫的文艺理论相比；把李贺同Blake相比；把王维同Wordsworth相比；把孔子同亚里士多德相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郭师学问渊博，他所知中西今古的哲人和文豪很多，两者相似之处较多的就都是他比较文学的素材。
　　6.郭师对于翻译工作，态度认真严肃，不肯轻易下笔。要预先做准备工作，好好阅读原文，吃透以后才动笔，翻译过程中勤查词典和参看有关参考书。译完一章以后要反复修改，直至满意时方才誊清。
　　郭师对文学批评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浙大、中大和南大都开过这门课程。他在晚年，在这方面达到更高的造诣。他在1981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阅Bagehot（按指其文学批评的著作），语语中肯，深得我心，识力真与年俱进也。”黄川谷先生在这方面对郭师十分钦佩。
　　
　　五、著作
　　
　　他同景昌极合译了《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吴宓校，于1934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中有些部分先在《学衡》上登载。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郭师同张竹明合译的，于198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时间竟相隔52年。他开始翻译《理想国》时，已经年逾八旬。众说纷纭之处均折中于希腊原文。但他从解放以来就很少用到希腊文，总会忘掉一些吧！精力也衰退了吧！担此重任，其难度可想而知。后来觅得中年教师张竹明作为助手。张是俄文专业毕业的，他向郭师学习英文、拉丁文和希腊文。郭师见他勤奋好学，认为是可造之才，遂竭力培养。张须连闯三关，才有当助手之资格。这可谈何容易！但任务紧迫，也只得边译边教了。张所遇困难与疑问全由郭师解决。分工是各译一半。谁知张是忘恩负义、利欲熏心之徒，先后六版共给郭家稿费不到1，600元，从不给看稿费单，还说：“你们不在乎的。”更奇怪的是：第一笔稿费的大部分给了仅做誊抄工作的儿子。而郭家托人向商务印书馆查到的部分发费单的稿费金额已达5万余元。不但如此，张在郭师去世后还诋毁这位治学严谨，工作认真，从不轻易下笔的郭师，胡说郭师的译文中有很多错误，都是张改正的。张不会有此水平和胆量来篡改吧！只要读一读郭师1981年11月26日的日记，此谎言就不攻自破了：“张竹明来问我直接从希腊文翻译问题，近两小时，总算完满解决此文。（原作英文夹有希腊文诗句。）”可见张译不出来的希腊文诗句不得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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