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小小看客

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种种优点，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了解，又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的娓娓而谈，像作者在评述汉代政治时对于九卿的由来时的信手拈来，实在叫人钦佩。 如是种种，前人之述已备，在此就不再拾前人之牙慧了。
　　　　
　　　　正如读者能从本文之标题中看出的那样，本文的主旨在于指出此书的一些缺陷。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有不足之处，切盼指正。
　　　　
　　　　一、毫无疑问的是，作者的国学功底已远非"深厚"二字所能形容的了，然而作者在其它领域的认识，似乎却并不及其在国学上的水平。如在评议汉代兵役制度时，就暴露了作者在经济学知识上的缺失。作者这样写道："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著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P24）此说就大有可商榷之处，难以契合人们所知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体力劳动者，无论其是否奴隶，在生产力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其生产成果总不至于会有太大的差别，而其所应上缴之征收却要加倍，到头来怎么可能实现奴隶主与奴隶的双赢呢？这样卖身为奴者的生活怎么还可能比普通民户更好呢？因此作者之说显然不成立。就奴隶主而言，他要为其奴隶上缴双倍之征收，那么，用那句土得雷人的话来说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唯一可能的实现方式奴隶主在奴隶身上榨取双倍或以上的劳动产品。更何况作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若不是无可选择，又如何会轻易地放弃土地而卖身为奴呢？的确，汉赋确实是轻，但就算与秦赋相比，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何况，汉朝赋役之轻，也只是体现在汉朝前期而已，而到了那个穷兵黩武而深受钱穆先生推崇的汉武帝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汉武帝时，为了实现他个人的“雄才大略”，用尽一切的方法榨取百姓，如其“算缗”、“告缗”，致使到其统治后期，天下户数与汉景帝时相比竟减少过半。因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汉代农民之卖身为奴，土地之兼并，并非如作者所言有其特殊之处，是对于更高利益的理性追求，相反，其出现与中国其他朝代的类似情况（后来不能当奴隶了，只能当佃户了）相比，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同样是在政府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无可奈何之选择。
　　　　
　　　　二、作者在政治学方面的知识也同样显示出了不足。作者在论及古代中国之世袭制以及西方之民主制时这样写道："我们知道：秦以后，中国就开始有一个统一政府，在一个统一政府里，便不能没有一个领袖。中国历史上这一个政治领袖，就是皇帝。这皇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首先我们知道，在诸多古希腊城邦中，真正实行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制度的城邦只有雅典，而其它城邦，虽有着或多或少的民主色彩，然而实质上也只是程度不同的专制制度而已。其次，将政治制度是世袭还是民主归结与地域的宽广与否，便未免失于偏颇。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取决于其"整个纳税人阶层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专制的统治力量，而占据主导的地位"（杨奎松，《开卷有疑》，P244）。因此说，古代希腊之所以实行了民主制度，是决定于其纳税人阶层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非其小国寡民。而小国寡民是由于其有利于上述情况的实现，从而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实现，而绝非作者所言的"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于作者论及英国殖民地时之所言："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P105）多少对于英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总督之所以出于英王而不出于内阁是由于从法理上而言，所谓的英国殖民地名义上应该是英王的殖民地，而非大不列颠的殖民地。而如果总督果真由内阁指派的话，那么从英国内部而言，就相当于将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脆弱平衡打破，将那面薄薄的遮羞布扯下，明目张胆地侵犯了英王的法律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这也相当于向国际社会承认了在自己国内实行民主制度的英国，“居然”在海外进行殖民统治！以上两条，才应该是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对原因。而事实上，这个据说“不能有民主与自治”，“也不该有地方官”的港英政府，日后也开展了其民主化及自治化进程，建立了比那个在它的北方的“人民共和国”要民主完善得多的政权。通过上述的两个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者于西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基本政治理论的了解，显然并不如其国学造诣。
　　　　
　　　　三、作者在前言中即言道："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我们且不论这段话说的是否在理，是不是研究历史时的可取方法，至少我们知道，这是作者的观点，也是其声言其在后文中论及中国历代政治制度时所将采取的方法。然而，个人以为，作者自己却没有贯彻这种方法。反而屡屡用自己的时代意见取代当时人的历史意见。如其在论及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时，就大发议论，说这一种选士制度，使得“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保证了心系苍生者能够获取政权，选出了能够代表百姓的政权，与西方近代的民主选举相比各有千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作者发表这一时代意见时，似乎却毫不理会当时人的历史意见——如唐太宗在看见新考科进士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出时所说的那句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谁都知道唐太宗是古代有名的“爱民如子”的贤君，然而这个贤君在这句话中显然没有透露出半分为天下百姓选代表的意思。反倒是为“天下英雄”都跑来为自己服务而兴奋不已。
　　　　
　　　　四、个人认为，此书最大之败笔在于清代一章。个人认为，作者在此章的评议中，带有了过多的个人主观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歧视。作者这样写道："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的读书人全怀私心"，这是"无根据的"，但难道我们就能够说元清代同治者是全怀私心，只为维护自己的"部族政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作者以低标准要求"本族"的读书人，却又以高标准要求"外族"的统治者，这样做是否很诡异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就不知道这除了叫民族歧视以外，还能叫什么了。
　　　　与此相似的是，一方面，作者一再强调制度不可能由两三人凭着私心凭空创造，每一种制度都应生成于对于以往各种制度的继承与沿革之上；而另一方面，作者却又硬生生地将清朝之政治制度（当然，作者不认为这是制度，他认为这叫做"法术"，因为"满人统治完全是出于私心的"。）与以往汉唐宋明之政治制度完全割裂，不认为清朝之制度是在遵循着一般的历史规律对前朝的政治制度进行继承与发展，相反，作者认为这只是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部落政权”而采取的，凭空创造的专制愚民的统御之术。若要问一切之恶，一切之害，皆从何而来，便只有二字：满人，满人，皆是满人。
　　　　当然，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式微，中国政治、经济文明的落后，乃至中国人在此期间所受之一切灾难，统统都归到满人的头上，对于坚信"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粗浅。能说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只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却难以解释中国近代以后的黑暗与落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先生而言，无疑是顺理成章而理所当然的。然而这却似乎并非治史的正确态度，而也难免会造成前后观念之冲突，观点之矛盾，即使是在一本尚不足十万字的小书当中。
　　　　如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却又在评议清政是，将延续到近四百年的清代制度称之为"愚民"、"专制"的"法术"，并称其正是出于少数满人之私心。有如作者在第145页中提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却没有解释清代之满人将以往汉唐宋明代表全民之精神改成了纯为自身一部落牟利之精神，将以往汉唐宋明一切的优秀政治制度改成了其只求专权的法术以后，为何还能统治了中国达近三百年之久。
　　　　
　　　　五、窃以为，钱穆先生之所以会在书中暴露出上文论及的种种问题（当然，前提是我所说的这些“问题”确实是问题），根源在于先生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纰漏。在我看来，钱穆先生在研究历史之时，固然重视史料的作用，然而却只是重视以史料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未能真正地做到论从史出，而只是想我们中国大陆大部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一样，以论带史，即，史料对于他们而言，并非史论的来源，相反，只是其实论的佐证。而与之相应，史观也不再是建立在对史料的系统归纳及去伪存真之上的客观总结，相反，史观成为了一种先验性的存在，只等着相应的史料来论证其正确性。这种研究方法有着其优势，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总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出我们所希望得出的答案，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又或者：“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粗浅。能说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只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然而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难以客观地反映历史。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只能得出政治宣传口号，教科书上的谎言，以及理直气壮的谬论。我们知道，如今流传下来的史料汗牛充栋，其中的许多史料，或是当时之人为了美化自身而存心伪造，编造，或是出于作者的主观偏见而在著述之时进行了歪曲（这种歪曲有时候可能连作者自己都不自觉），或者是由于其它的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些史料不仅不能成为我们著史之时的材料，反而还需要我们将其与其它的史料一一比较，一一甄别，从而去伪存真。然后在掌握了这些比较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之上，我们作出系统的归纳，得出相应之史论，如此，方是正道。诚然，这种方法有其十分之不“便利”的地方：如此，我们就必须对浩若繁星的史料进行浩繁的甄别工作，而且还往往难以得出符合我们“理想”的答案。然而，唯其如此，我们方能尽量地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如果对史料不加甄别地引用，甚至只引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史料，却对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不予重视，甚至一概忽略，那就不再是历史研究，而只是一种固执的自说自话而已，只能让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我认为，钱穆先生在著述之时，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钱穆先生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坚定的信仰，他有着这样一种先验性的观点，即儒家思想总是好的，中国之“五千年的传统”总是可取的。然后，先生在论述之时便也就出现了偏向。举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先生在讲汉代选举制度之时，讲到了补郎与补吏，讲到了乡举里选，讲到了察举孝廉，却对于众所周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以儒学取士一字不提，却又在论及清政时，反复强调清代文字狱之黑暗，并痛心疾首地言道：“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这难免让人感觉吊诡。
　　　　又例如，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那样，作者对于清政实在不能不说存在着许多的偏见。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对清政有较为客观的态度，便应承认，尽管清政有真其种种的弊端，然而“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专政（如汗），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引言，P3-4）
　　　　又如，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清政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部落证权，并且其统治依靠的乃是他们“私心的法术”，与中国此前优秀的政治制度无涉。然而窃以为，我们如果能够对史料予以客观研究的话，我们恐怕只能说，清政只不过是带有部落政治色彩的专制制度，其核心内容仍然只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一脉相承之“封建”统治（此处的封建之所以加引号是为了区别于此封建与钱穆先生所称的封建，钱先生所称的封建乃是“封邦建国”的封建，因而才会一再强调“封建”制度在秦时已被取代）。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汉人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而事实上，“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张鸣，《再说戊戌变法》，P5）“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高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同前，P8）。对于中国历史如数家珍的钱穆先生对此似乎却无所认识，这又是一处令人感觉诡异之所在。
　　　　
　　　　六、写作的人为了行文方便，往往喜欢故弄玄虚。本文合共出现了数处“不能不让人感觉诡异”之类的文字，原因其实并不在于笔者自己真的感觉如此，只不过是为了行文通顺，自己有才疏学浅，想不出其它的文字加以润色，便只得如此写就而已。以笔者之陋见，那些“诡异之处”之所以会出现，或者说，钱穆先生之所以在治史之时会出现偏颇，当与作者个人之经历与其所处之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钱穆先生九岁入私塾，自小接受的便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因而心中对于传统文化也便有了一份不可割舍的寄托；其成长之时又正值由那场并非由孙中山领导而是由孙中山先生参与领导的辛亥革命汹涌澎湃之时，——正如如今众所周知的那样，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旨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同时还是一场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革命。部分是由于出于调动下层民众的革命热情，部分也是由于革命的领导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在整个革命及革命胜利以后的宣传历程当中，革命党人对于排满的宣传一直不下于对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的宣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钱穆先生对于满清政权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就是可以理解与谅解的了；而及先生写就此书之时，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在台湾尚存，许多人如柏杨等对于传统文化还有着绝对否定的倾向，而在海峡的另一边，更是从阶级史论出发，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评价每况愈下；而另一边厢，深受钱穆先生崇拜的蒋介石却又在台湾极力维护儒家大行尊孔。因而在著书之时的钱穆先生可谓处于两种极端之中，而我们都毫不怀疑钱穆先生会站在哪一边。钱穆先生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态度来反对他那些极端的反对者，却从而使自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如今的我们，凭着这几十年的历史优势，知人论事，便应尽力利用自己出生得比前人晚这一优势，尽量客观地认识历史上的人与事，尽量正确地认识前人之对与错，一方面努力继承其宝贵之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指出其不足之处，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流逝的时间当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步。若是因为某人是他人口中的大师，便认为其必然正确无误，想尽一切办法为其辩护，便不免像李贽所言“如丑妇之贱态”了。
　　　　
　　　　行文至此，已将个人对于此书的些许评议提出。时间仓促，行文未免有欠推敲，有些结论未免武断，切盼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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