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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基辛格《大外交》 [打印本页]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4
标题: 基辛格《大外交》
本帖最后由零点出发于 2012-8-2 16:00 编辑

对于任何卷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而言,对外事务在和平时期关乎利益的增减,而在战争时期则直接意味着生存与灭亡。套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我们现在可以说“外交,国之大事也”。经历了1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不断加深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变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同时,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责任和地位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呼唤中国外交要生发出更多的战略性理论思考。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理。

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可以说正值其时。亨利·基辛格是本世纪最负盛名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 年出版的《大外交》则是他的最新作品,凝聚着其长期从政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对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参考借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4
《大外交》纵论古今,视接万里,洋洋近70 万言。夸张一点说,读这本书可获读四本书的功效。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5
首先,这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时间跨度近400 年,从17 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写到20 世纪末混沌不明的冷战后世界秩序,读者有如对近、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历史进行全面通读。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6
其次,这是一本美国外交史专著。在对20 世纪前的美国外交进行一番简单回顾之后,基辛格着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威尔逊主义,以及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来,威尔逊主义代表了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主义,把外交中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对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谐充满幻想。这种外交主流传统,来源于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而与世界其他人类(基辛格尤其着重于与欧洲旧大陆的比较) 的现实政治权力均衡观大相径庭。20 世纪美国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的本世纪全球政治的利弊,都与威尔逊所彰显的这种道德主义外交紧密相关。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6
再次,这是一本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著作。本书的大量论述都超越了经验层次,极富哲理。比如政治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气质与政府政策的关系,传统体制和现代民主体制下公众与领导人相互影响的不同模式,历史经验与各个国家外交思想之间的深刻关联,权力均衡与观念一致的内在联系,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论断都有其独到的心得,给人以理论上的启示。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7
最后,这是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除了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直接触及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之外,基辛格在描述和分析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历史经验与当今现实相对照,其说明现实的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位亨利看来,今天的世界秩序类似于18 、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美国虽然较之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力量,但并不能操控一切,只是“几个大国中的头一号”。其他大国包括中国、联合之后的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它们在新秩序中的位置,与美国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整体性质还不明朗。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8
要给《大外交》在理论上定位,或者是说明此书与其他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著作的异同,也要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在观念上,这是一本现实主义著作。一般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两者的基本差异来源于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8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无法改变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即是人类行为的本质,其次则包括地理等因素。他们断言,人性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了用教育和政治制度改良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的现实主义信徒都深信,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形容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可以同时造福于全人类。现实主义者还认定,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不能适用于国际行为。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即前者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而处于相似于国内有序政治结构和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上。因此,代表国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体现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它与文明社会内的个人行为准则根本不同。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9
与此相反,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加以改进的,在理论上看,还可能变得至善至美。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性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实现永久和平。相对于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强调内部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大外交》与基辛格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流派。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09

基辛格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书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评价任何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第二,在方法上,这是一本传统学派的著作。随着战后行为主义计量分析学派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 兴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方法上分成了传统主义者和科学论者两大派。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0
传统学派(又称“古典派”) 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差异,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界线无法截然分开,价值中立是很困难的。

传统主义者崇奉的历史—政治描述方法来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学等传统学科,其主要特点是明显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他们
一般对单个事件感兴趣,力图对涉及该事件的所有变量进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细节的微妙之处,借此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感觉”。当然,传统主义者也经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处进行对照和比较;他们偶尔也运用定量数据来说明一个论点,以省去推论的麻烦。但是,他们根本反对那种无视被测量数字(即事例) 在质上的差别的做法。比如,在有关战争的统计中,大国间的一场冲突与小国间的一场冲突可能同样被当成一个统计数字来处理,而实际上两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传统主义者嘲笑科学论者迷信计量方法,往往通过煞费苦心的统计分析来论证在通情达理的人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他们坚信,社会科学的精髓在于发现事物质的差别,这种精细和微妙的差别只能用一字一句来表达,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数量统计来说明。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1
行为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众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变量,并通过统计分析来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依靠对统计学规律的探索,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事物间新的因果关系。《大外交》完全采用了传统方法,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的是深入细微的政治—历史描述,追求的是对事物本质的直觉把握。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1
第三,在风格上,这是一本揉和了理论演绎和个人实践经验总结的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多数是学者的产品,纯理论色彩较强,往往力求通过演绎思维过程推导出概括性的结论。另有一大类则是著名政界人物的回忆录,其特点是对个人的从政实践进行经验性、归纳性的总结。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哈佛大学的“象牙塔”中面壁苦修20 年的“学术隐士”,又曾是70 年代叱咤国际外交舞台风云的政界高手,于是人们自然可以在阅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既领悟到逻辑的缜密,又体会到来自第一手实践的“灵感”。

第四,从材料运用上看,这本书依据的事实主要是欧美的历史经验,非西方世界外交实践的经验没有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与一般的西方国际关系著作并无不同。但是,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 大外交》显然有更多的“欧洲特征”。这不仅表现在书中论述欧洲外交的篇幅远大于美国外交,而且表现在作者对欧洲外交传统的认同上。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2
《大外交》是基辛格的又一部个人著作,它的全部特征从根本上讲来源于本书作者的个人特征。因此,对基辛格这个人物的了解有助于对《大外交》这部论著的理解。

我国读者都知道,基辛格曾在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后又一直与中国政府和各界有关人士保持经常往来与良好的关系,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一些著作在中国也曾得到广泛传播,比如世界知识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他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 年)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2 年) 和《白宫岁月》(1980 年) 。关于他的传记,三联书店曾翻译出版过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兄弟所著的《基辛格》一书(1975 年) ,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出版过陈有为撰写的《基辛格评传》(1980 年) 。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3
《大外交》是基辛格的又一部个人著作,它的全部特征从根本上讲来源于本书作者的个人特征。因此,对基辛格这个人物的了解有助于对《大外交》这部论著的理解。

我国读者都知道,基辛格曾在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后又一直与中国政府和各界有关人士保持经常往来与良好的关系,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一些著作在中国也曾得到广泛传播,比如世界知识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他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 年)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2 年) 和《白宫岁月》(1980 年) 。关于他的传记,三联书店曾翻译出版过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兄弟所著的《基辛格》一书(1975 年) ,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出版过陈有为撰写的《基辛格评传》(1980 年) 。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3
总的来说,作为局势动荡多变的70 年代中美国的头号外交家,基辛格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独特的人物,其外交思想与美国外交界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异。从观念和从政作风看,他更像一个“欧洲人”,而不是典型的美国人。正是这位“欧洲型”的美国人成为了“多极化”理论的首倡者之一,并据此为美国设计了一套“均势”外交政策,于是有了70 年代的中美和解、美国从越南撤退、与苏联缓和等等一系列步骤。如果没有这位亨利,或者没有他在美国政坛的奇异擢升,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伟大握手”可能要推迟发
生。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5

基辛格的生活经历富有传奇性,并对其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他于《大外交》与基辛格1923 年5 月27 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附近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为海因茨·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亨利”是移民美国之后才改的名字。

基辛格成长的年代是德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整个20 年代,德国社会都不断交织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此期间,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也像霉菌一样迅速滋生起来。到了30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开始被纳粹的排犹主义魔影所笼罩,生活陷于恐惧和苦难之中。童年心理上的巨大阴影使他对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痛苦有着比常人更悲观的认识,因而更倾向于接受现实主义对世界的描述。

为逃避纳粹带来的失业、贫困和死亡的威胁,1938 年,在基辛格15 岁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纽约。初到纽约乔治·华盛顿高中念书的基辛格,当时最大的抱负是投考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当一个会计师”。但是随着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亨利在1943 年加入美军并奔赴欧洲的德国战场。1947 年9 月,他在退伍后,根据美国战时的“士兵权利法案”,获奖学金进入了哈佛大学。经过寒窗苦读,基辛格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并立即转入研究生课程。195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7 年任讲师,1959 年升为副教授,1962 年任教授,直至1969 年离开哈佛进入尼克松政府任职。

在哈佛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构,共发表了5 部著作,分别是:《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 年)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 年) 《; 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1964 年,此书是他的博士论文) ;《麻烦的伙伴: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1965 年) 《; 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1969 年) 。

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深受欧洲哲学和历史经验的影响。在哲学和历史观上,他尊崇施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梅特涅的信徒。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6
1969 年1 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此后直到1977 年初福特总统下台为止,在长达8 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和国务院首脑(1973 年9 月22 日起兼任国务卿) ,参与制订美国外交政策,执掌外交大权,穿梭于世界各地,权倾朝野,名噪一时,全面推行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基调的、“均势”与“实力”相呼应的外交战略。

退出公职之后,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一面经商赚钱,一面纵论时政。既创造了个人年收入800 万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6 本新美国研究著,其中最新的一本就是《大外交》。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17
《大外交》一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阐释出不同的意义来。比如,对于笔者而言,该书的这样两个观点特别有价值:一是指出黎塞留和俾斯麦这类现实政治大师的成功本身,往往蕴涵着反效果;

二是论证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是怎样激发出美国民众的道德热情,使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一步步卷入世界大战,而老罗斯福的现实主义政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是《大外交》在人物分析方面有独到之处,应该多加品味;其次是基辛格对权力关系的考察,主要不在于资源的配置,而是在于具体人物对事件和结果的控制,这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总之《, 大外交》是当今信息泛滥时代里的值得深思静览的“精品”。相信读者在掩卷之后不会感到失望。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24
目录: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第二章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第三章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
第四章欧洲协调
第五章两大革命家
第六章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第七章步向毁灭德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第八章卷入战争旋涡
第九章外交新面貌
第十章胜利者的困惑
第十一章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第十二章假象破灭
第十三章斯大林待价而沽
第十四章苏德协议
第十五章美国重回战场
第十六章三种和平途径
第十七章冷战开始
第十八章遏制政策德成功与苦痛
第十九章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第二十章与共产党人的谈判：阿斐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
第二十一章避开遏制政策：共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二章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第二十三章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析林危机
第二十四章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第二十五章越南：陷入泥淖，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第二十六章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第二十七章越南：解脱，尼克松
第二十八章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第二十九章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
第三十章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第三十一章关于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致谢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43
序言

《大国策》丛书，旨在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份决策参考。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我曾经主编《大国》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嘱谈点感想，权且作为导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我们的自然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人文风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大国不等于强国，更不等于优良的法治之国。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在外交上构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例如被某些学者所褒扬的“德治”、“峻法”，以及“朝贡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现代社会迫使我们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泥而已。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44
上面的看法，可以为对美外交做一个注脚。总体上，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方针是正确的和有效的，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我外交政策中对于超级大国美国制造的各种涉我麻烦的应对策略，以及对于美国主宰的现行国际体系的分析与解释，迄今为止还不太理想。中国公众以及外交、商务部门以外的一些机构和人士那里，存在着似乎不少的批评意见，比如，觉得中国的外交方位过分偏重这个超级大国，对美外交不够强硬，“投赞成票和弃权票太多”。

这与中国外交的实际能力以及专业机构的评估有很大的差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对美外交的公信力需要加强。的确，从实际操作层面观测，我方主动出牌的成分偏少，而接招应付的时候较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缺失。好的总体外交不光包含了政府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非政府机构外交、公众外交、地方外交、外交培训等不同组成部分，更有着沟通、协调、统筹它们的机制和观念。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44
与美国方面相比，我方可以借鉴和改进的地方很多，如两国军界接触过程表现的不同活跃程度（尤其是向对方发出倡议的主动性），两国议会交流时反映的不同灵活性（特别是同政府立场之必要的区别），两国大型企业公司在配合国家大局方面的不同成熟感，两国外交方面的教科书和培训体系之丰富性的差距，以及两国新闻媒体报道对方复杂事态时的精致娴熟程度的差别，等等。它们中，有的可算作美国的“发达、精明、老到”的一面，有的属于我方体制设置上的缺失或认识上的不到位。

中美两国不仅在硬实力上有很大差距，软实力方面（包括“总体外交体制’’的成熟、丰富和有弹性）距离可能更值得重视。美国的外交／内政体制是值得讨论的对象：不要光看布什团队在伊拉克问题上栽了大跟头，或只讲美国霸权外交在世界上受抵制的一面，还要注意美国政治体制（包括强力部门）各部分的复杂协调关系，注意美国国会外交、各州外交、企业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微妙平衡作用，注意美国国务院和主流媒体之公共外交的强大渗透力，以及注意美国特有的政治选举带来的“钟摆效应”。

面对美国超群的实力、有时蛮横单边有时善用多边的对外政策、它在全球范围的制度性结构性霸权以及它的国内体制的多元性多面性（包括政界、军界、学界、商界之间复杂的“旋转门”机制）。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49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南辕北辙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实质霸主地位都会大异其趣。其他主要国家同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0
第二章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在20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但随着美国国力日渐强大，以及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美国逐步走向国际事务。在此过程中，老罗斯福总统与威尔逊总统是两位关键人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漩涡。两人均体认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0
第三章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威廉一世与皮特

现今史家所称的欧洲均势体系出现于17世纪，随着大一统的观念衰微，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在国家至上及权力均衡这两个观念上找到了依据，作为它们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规范彼此的关系。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是法国，其主导人物是一位高阶教士，黎塞留。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出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确支持维持均势，这强化并维持着欧陆的均势。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0
第四章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

当拿破仑在厄尔巴岛度过首次被放逐的岁月之际，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代表于1814年聚集维也纳，规划战后的世界。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2
第五章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出现了混乱局面。设计欧洲新秩序是两个著名人物，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两人后来更成为针锋相对的敌人。这两个人以现实政治为政策基础，即国际关系纯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两人相互利用，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完全被推翻。铁血宰相与高深莫测的法皇，给后人带来了深刻影响。后者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前者留给德国的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2
第六章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基于现实政治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与原意全然相反的结果。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使欧洲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欧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应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2
第七章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曾维护和平达一世纪之久的欧洲协调已名存实亡。欧洲列强盲目地投入两极化的对抗，最后也像50年后的冷战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多年来史学家一直在辩论谁应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负责。但我们举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而且想法很天真，正是它们一手造成了那场深植于欧洲人共同记忆中的大灾难。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3
第八章卷入战争旋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199到了1914年，欧洲均势已恶化成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对可能的后果毫不在意。大规模的政治联盟加上一触即发的军事战略，这种可怕的组合注定会引起大量流血牺牲。大家忘记了俾斯麦的忠告：“终战时领袖们无法如开战时一般理直气壮，而且必将自食其果。”当大势已定时，奥匈帝国消失；参战的四个王朝中，德、奥、俄三个已被推翻，只有英国王室还保留着；两千万人死于战火。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3
第九章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三年杀戮后，欧洲只见断垣残壁及热情的幻灭，此时美国挟其信心、实力与理想主义登上国际舞台。威尔逊对世界秩序的想法是标榜脱离旧世界的经验与准则另起炉灶，他和他的信徒认为，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把和平当做一个法律概念来加以维护，这种民族自决与集体安全的原则令欧洲外交官不知所措。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3
第十章胜利者的困境

凡尔赛和约的监督执行建立在两个相互抵消的基本概念上。其中一个概念因太过广泛，另一个则因太过狭隘，均告失败。在战后国际秩序中遭遇最不幸的是“胜利国”法国。法国领袖知道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无法令德国永远处于弱势，福煦对凡尔赛和约看得很真切：“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20年。”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4
第十一章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不是来自战胜国，而是来自战败德国的史特瑞斯曼。史特瑞斯曼是战后德国首位懂得善用凡尔赛和约赋予德国的地缘政治优势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位懂得如此的民主领袖。他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由此他得出一个现实政治结论：他有机会重建德国到至少1914年前的水准甚至更高。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4
第十二章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毁灭　

希特勒的崛起代表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如果没有希特勒，基础薄弱的凡尔赛国际秩序原可以和平或至少不致酿成巨祸的方式被推翻。在这个倾颓过程之后，德国必然会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之所以会演变成一场充满杀戮与毁灭的人间悲剧，全都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造成的。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4
第十三章斯大林待价而沽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同样的妄自尊大，但他有无比的耐心。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5
第十四章苏德协定

苏德协定为斯大林争取到两年时间，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则使他在六个月后，得以将远东军全部投入莫斯科的保卫战。但他低估了希特勒极端急性子的性格。斯大林赌希特勒是个理性的人，但他赌输了；希特勒赌斯大林很快就会败北，但也赌输了。只不过斯大林的错误可以弥补，希特勒却失算了。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5
第十五章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欧洲均势遭到威胁，迟早会迫使美国介入，以阻止德国称霸世界的攻势。而美国实实在在、与日俱增的实力，也必会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不过这一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且彻底地实现，完全归功于罗斯福，一位伟大而勇敢的领袖。不到三年，罗斯福将坚决拥护孤立主义的人民带向世界大战。罗斯福以耐心沉着达成他的目标，在每个阶段一步步教导人民他们所需面对的问题。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5
第十六章三种和平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在1942～1943年的冬天，德国的作战气势大为受挫，盟国领袖们终于可以开始想想胜利以及未来世界的大格局。每一个胜利者都以自己本国的历史经验发言。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均衡体制；斯大林的主张则反映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之结合；而罗斯福不愿以地缘政治看待世局，他在战时忍辱负重乃是为美国日后重建全球均势的大策略打基础，尽管美国一直否认它事实上如此的作为。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6
第十七章冷战的开始

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测。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联营。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6
第十八章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选择，因为它不能冒着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7
第十九章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歧义不清的问题：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朝鲜战争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遏制政策的模糊歧义给美国人民加上极沉重的负荷，他们被要求忍受严重伤亡，容许其领袖在抵抗侵略和避免全面战争的狭窄航道中艰苦摸索。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8
第二十章与共产党人的谈判：

阿登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
1952年3月，朝鲜战争仍未结束，斯大林已做出外交姿态要解决冷战。但斯大林的继任人没有韧性坚持通盘谈判，也没有权势能做出进行通盘谈判所必需的全面让步。最后，和平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到了1955年，欧洲战后解决总算出现，它却正是罗斯福生前刻意要避免的结果。两个武装阵营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对峙，在欧洲大量驻军--地地道道的势力范围划分举动。不过，这样的安排倒提供了若干程度的安定。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8
第二十一章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不会听任美国的势力范围繁荣而不加捣乱。他将在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域兴风作浪，把美苏竞争的热点跨出欧洲范畴，第一个引爆事件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虽然惨痛代价不小，这一危机事件却象征着美国挑起世界领导的重担之开始。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9
第二十二章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匈牙利和前面的苏伊士事件，给下一阶段的冷战定下了坐标。苏联保持住它在东欧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则相对受挫。苏联找到绕过遏制的一条道路。由于美国领袖不愿冒上子弟的生命，去为一个虽然碰触美国人良心，却又完全与美国安全利益不相干的事情牺牲，因此美国听任匈牙利在历史演进的大海中沉浮，美国的盟国也深深体会到自身的无能。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4:59
第二十三章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柏林危机，1958～1963
赫鲁晓夫存心要找一个突破点展现东西方力量已经有了长足变化，决定利用柏林的脆弱。整个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位棋手，布局非常惊人，然后就坐下来期待对方思索再三后不战而降。经过整整三年的最后通牒和血液凝固的可怕威胁之后，赫鲁晓夫的唯一真正“成就”就是盖了一座柏林墙，最后却成为象征苏联的柏林政策大失败的笑柄。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0
第二十四章西方联盟的概念：

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并相安无事的时候，所谓大西洋共同体内部潜在的歧见就浮现出来。随着柏林危机落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必要整合他们对同盟的性质、核武器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前途等等彼此相异的观点。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0
第二十五章越南：陷入泥淖，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0
第二十六章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谈话的解读，使得中南半岛不再被当做冷战中多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而言，中南半岛乃是决定性的一役，它将判别游击战可否制止、冷战能否胜利。随着越南战场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它在全球的作为。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0
第二十七章越南：解脱，尼克松

责任落在尼克松政府肩上，带领美国退出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它第一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可能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很少有其他外交政策任务比此更艰巨；也没有任何国家能经历此一转折而无挫折与痛苦。尼克松在冷战以来最分歧破碎的国内环境之下，挑起这令人伤心的担子。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1
第二十八章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整个冷战时代被视为坚若磐石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已出现严重缝隙。其中重要的是，中共和苏联的分裂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因此美国外交亦出现新机会。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事实上，这是实现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务实做法。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2

第二十九章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

美、苏、中三角关系打开一系列重大突破之门；结束越南战争；协议保证能自由进出分裂下的柏林；苏联影响力在中东地区大减，也开始了以、阿谈判程序；以及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这些事件各个环环相扣，大有关联。东西关系缓和了下来。尼克松的“和平结构”是针对国人渴望结束海外冒险行动的回应，尽管也遭受了许多的批评。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2
第三十章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冷战开始时，美国正期盼和平时代来临。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却要重振精神准备迎接漫长的新冲突时代之来临。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美国亦以同样快速度转变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不到几个月即由敌对变为友好。这一切都极富戏剧性。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2
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威尔逊主义似乎胜利了。然而，世界新秩序还在酝酿期，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7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不愿意介入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作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自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现实是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而美国却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作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听在他国人民耳里，即使不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国，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建。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大辟地。因此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一九一七年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之自我肯定，以致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从国际联盟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 Briand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前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借尸还魂；各国亟于追求本身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有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史以来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入国际社会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终了时，美国国力之强（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国一度便占了35%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塑造整个世界。

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一九六一年充满信心地宣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利成功。三十年后，美国已不具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另一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不同目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一是：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一种观念。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外交传统于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交手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为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调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与会代表则认为，此次大战绝非起因于难以控制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欧洲人作法不当所造成的。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立集体安全，且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以公开达成的公开协议”为准。显然，威尔逊来此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停战的条件，或恢复固有的国际秩序，而是想要把行之已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重新建构。

美国人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势体系上。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7
而自从欧洲首度必须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欧洲领袖便对美国以全球改革为己任的想法不以为然。双方的态度仿佛都是认为，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全是任性的抉择，如果更加明智或不是那么好战，本应当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能令人接受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眈的强权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不太可能全力投入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有过“在背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得到。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一百五十年后才开始面临。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8
美国面临这个难题时，便是参与了全是欧洲国家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入国际政治。

欧洲各国从未主动选择均势，来作为历来纷争不休、或旧大陆式喜好谋略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若说强调民主及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感所导致，则欧洲外交便是在严酷的打击下所形成的。

欧洲身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其第一选择，即在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不相互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以宰制其他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完成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联合的压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

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拥护均势的理论家常让人以为权力均衡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式。其实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实不多见，在西半球从来不曾出现；在现代中国的领土上，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结束后，也成为绝响；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型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在西方，均势体系曾实际运作的少数例子仅存于古希腊城邦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之时。这几个时期的特点是，把国际现实即同时存在着多个国力相当的国家，提升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

就思想层次而言，均势观念反映着所有启蒙运动时期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想法。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8
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包括政治领域，均是依据理性原则运作，且这些原则会相互平衡。虽看似任意的行为，只要是出自有理性的人，则总的来说，是会趋于有利于公益的方向。然而继三十年战争后便几乎冲突不断的十七世纪欧洲，实在难以证明他们的理论成立。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主张，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从个人自私的经济行动中，提炼出整体的经济福祉。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麦迪逊(Madison)认为，在幅员足够大的共和国中，不同政治“派别”图谋私利的行为，在某种自动的作用之下，反可形成内政的和谐。由孟德斯鸠首倡并且实践于美国宪法之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观念，也是出自同一观点。分权的目的是防止专制，而不是为了政府和谐；其用意在于使政府各部门，于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能节制过分的行为，从而促进大家的利益。同样的原则被应用到国际事务上。各国追求本身利益之余，对国际社会也会有所贡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作的选择必能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

百余年来，这个期待似乎并未落空。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造成欧洲失序后，各国领袖在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恢复了欧洲均势，设法以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使国际行为走向中庸之道，缓和残酷的权力竞逐。但到十九世纪末年，欧洲均势又回复到权力政治，而当时的环境却是更不留情了。鄙视对手成为外交法则，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实力决斗。最后危机终于在一九一四年爆发，而谁也不肯退缩。欧洲始终未能自一次大战的灾难中，完全恢复其世界领袖地位。美国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的主导者，但威尔逊总统立即表明，美国无意于按照欧洲的规则行事。

美国历史上从未曾参与过均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受惠于均势政治却不必置身其间，一面享受其好处，一面还大加挞伐。冷战期间，美国投入到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战略上与苏联的对抗之中，在此两强对峙的世界里，国际政治的原则便与均势体系大不相同。在两极世界里，我们无法佯称不同势力的冲突会对大局有益，因为有一方得就必有一方失。美国在冷战中可谓不战而胜，如此的胜利却使她不得不面对萧伯纳笔下的两难：“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一是梦想实现。”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会认为，道德标准应一视同仁地应用于国际行为和个人行为，这跟黎塞留倡导的政治理由(raison detat)刚好相反。美国认为防止战争不但是外交挑战，也是法律挑战，美国反对的不是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是改变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俾斯麦(Bismarck)或迪斯累里(Disraeli)若有知，对这种外交政策只过问方法不过问实质的主张，必会嗤之以鼻。没有国家像美国一样对自己有道德的要求。

也未曾有国家让自己身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苦中，道德价值是绝对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就不完美。

冷战期间美国特殊的外交政策作法，对当时的挑战极为合适。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9
彼时意识形态的冲突严重，仅有美国一国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完整的工具，可组织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防御行动。处于此种地位的国家便能坚持己见，大可避免处于较不利地位的政治家所需面临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所能运用的工具迫使他们必须退而求其次，不可野心太大，环境更要求他们必须分阶段达成这些妥协后的目标。

冷战使传统权力观念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期构成实力的各个因素却“各自为政”。前苏联在军事上是超级强权，在经济上却是侏儒。也有国家可能是经济巨人，军事上却无足轻重，日本即是一例。

在后冷战世界里，这些因素很可能愈来愈趋于一致与对称。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09
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会逐渐衰落。缺少明确的敌人会使国内产生压力，要求将资源转移到其他的优先要务上，此种发展现象已然出现。一旦单一的威胁消失，各国都会从本国的观点来考虑其危险，那些过去受美国庇护的国家会感觉必须要为本国的安全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新的国际体系会朝均势的方向发展，即使在军事领域也不例外，虽然那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达成。这种趋势在经济上会更为明显，美国在这方面的绝对优势已开始动摇，挑战美国的危险性已缩小。

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像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真正地全球化了。通信已是瞬间完成；全球经济活动在各大洲同步进行；有许多问题只能以全球式的方案加以解决，如核子扩散、环境、人口爆炸及经济依存度日高等。

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主旨。其他主要国家同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在现代世界中唯有欧洲曾有过多国体系，发明民族国家、主权及权力均衡等观念的也是欧洲。这些观念左右国际事务近三百年之久。但过去实践国家意志的欧洲国家中，目前没有一个足堪在新国际秩序中担当大任。为弥补这种相对弱势，他们正设法缔造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目标令他们耗费不少心力。但即使得以成功，仍不会自动出现现成的行为准则，供统一后的欧洲在全球舞台上行事时作为依据，因为以往从不曾有这样的政治实体存在过。

自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0
她很晚才步上欧洲的政治舞台，比法国及英国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不适用。俄罗斯与欧、亚、穆斯林世界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为邻，其人口中这三类民族都有，因此她从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

随着历代君主不断并吞邻国的领土，使版图不断扩大，俄罗斯的规模与欧洲任何一国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每征服一处新领土，纳入一个强悍的非俄罗斯新民族，就会使国家特征大为改观；此即俄国觉得非维持庞大的军队不可的原因之一，俄军的规模往往与真实的外在威胁无关。

在强迫性不安全感及宗教般狂热两相激励之下，在欧洲的要求及亚洲的诱惑两相拉锯之下，俄国在欧洲均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情感上从不属于欧洲。征服与安全这两方面的需要在俄国领袖心中合而为一了。自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在外国土地上用兵的次数多过其他强权。论者常以不安全感来解释俄国的扩张主义，但俄国作家更常把其向外侵略说成是弥赛亚式的宗教使命。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懂得适可而止；一旦遭遇挫败，则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在其历史上，俄国几乎总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发觉，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0
她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她是否会回归历史的循环，设法恢复往昔的帝国？她会否将重心向东移，更积极地参与亚洲的外交？她会根据什么原则及方法应对四周的动乱，尤其是动荡的中东地区？俄罗斯对世界秩序永远都很重要，而回答上述问题必然会带来的纷扰，对世界秩序也构成潜在的威胁。

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不下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战，而非国际战争，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从未有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的邻国，也绝对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国家兴起。蛮族侵入中国，推翻中国的王朝，到后来却完全被同化，使他们仍继续着中华文化传统。各国主权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不存在；蛮族被视为未开化的夷狄，对中国只有藩属的关系，这正是十八世纪英国首位派往北京的特使所获得的待遇。中国不屑于对外派遣大使，但不排斥以夷制夷。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像欧洲的权力均衡是外交常态，中国也未能产生欧洲觉见的常设性外交机构。自十九世纪中国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受辱的对象后，直至晚近——自二次大战以来——中国才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多极世界中再度现身。

日本也曾闭关自守。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0
在一八五四年由美国海军将领佩里，以武力打开门户之前，日本甚至不曾像中国一样，令蛮族自相残杀以制衡其势力，或想出中原与藩属这样的安排。与外界隔离的日本以其独特的风俗习惯自豪，借内战延续其军事传统，并深信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可睥睨外来的影响，优于外来的文化，且最后必能战胜而非吸收外来文化，其内部结构便建立于如此的基础上。

冷战期间苏联是首要安全威胁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能够认同千万里以外的美国。新的世界秩序及其多重的挑战，几乎一定会迫使一个有过如此光荣过去的国家，重新检讨其仰赖单一盟国的作法。日本对亚洲的均势势必更为敏感，此种感觉会超过对位于不同半球且须兼顾大西洋、太平洋、南美洲三方面的美国所作所为的感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对日本会形成与对美国颇不相同的重要性，也会导致日本采取更自主的外交政策。

至于目前已逐渐成为南亚主要国家的印度，其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仍留有欧洲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遗风，并掺杂着古老文化的传统。在被英国人征服以前，印度次大陆千百年来从未被当作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过。英国派出小规模的军队便完成了殖民目标，因为起初当地人认为这只是一批统治者取代了另一批统治者。然而大英帝国建立起统一的统治后，她却被本身所引进印度的民主政治及文化民族主义所动摇。然而就民族国家而言，印度仍算是后起之秀。她忙于解决庞大人口食粮的问题，在冷战时期曾半认真地投入不结盟运动。但她尚未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与其幅员相当的角色。

因此，事实上这些必须承担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中，没有一国有面对正逐渐形成的多国体系的经验。过去从未有必须从如此众多的歧异观点中，或是在全球牵涉如此之广的规模上，组合出世界新秩序的例子。也不曾有必须将历史的均势体系与全球民主意见及当代爆炸性科技相结合的先例。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1
回顾历史，仿佛每一国际体系都必然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一旦某个体系建立之后，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作了不同的选择历史会如何演变，或是当时究竟可不可能作其他的选择。

在国际秩序形成之初，或许有许多的抉择可选，但任一选择均会挤压其他选项的空间。由于愈复杂愈难保持弹性，因此最初的抉择尤为重要。国际秩序是稳定，如维也纳会议后的情势；或是动荡不安，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凡尔赛和约后的情势，取决于这一国际秩序对相关各方对于安全与正义的要求能够作何种程度的协调。

最稳定的两种国际秩序，即维也纳会议的产物及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主导的国际秩序，占了观念一致的优势。参与维也纳会议的领袖，是对抽象事物有相同看法、对基本原则有共识的各国贵族；而塑造战后世界的美国领袖，则出身于极为一贯且历久不衰的思想传统。

眼前正在成形的世界秩序，则有待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领袖们加以建构。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1
由于他们主掌着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不得不耗费更多心力于行政管理，反而无暇顾及大局；他们崛起于政坛所依靠的也不必然是主政者所应具备的条件，更遑论建立国际秩序了。目前惟一可资借鉴的多国体系范例是欧洲社会所建立的，因此可能遭致许多国家反对。

但过去建立在多国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不论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当代，其兴起及衰落是了解现今政治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惟一可资借鉴的经验。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一世代必须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这正是为什么分析政治领袖如何解决世界秩序问题，检讨成败及其成因，只可说是一个开端，却绝非研究当代外交的止境。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2
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不愿意介入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作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自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现实是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而美国却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作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听在他国人民耳里，即使不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二十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2
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国，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建。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大辟地。因此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一九一七年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之自我肯定，以致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从国际联盟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 Briand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前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借尸还魂；各国亟于追求本身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有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史以来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入国际社会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终了时，美国国力之强（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国一度便占了35%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塑造整个世界。

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一九六一年充满信心地宣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利成功。三十年后，美国已不具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另一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不同目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一是：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一种观念。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2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外交传统于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交手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为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调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与会代表则认为，此次大战绝非起因于难以控制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欧洲人作法不当所造成的。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立集体安全，且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以公开达成的公开协议”为准。显然，威尔逊来此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停战的条件，或恢复固有的国际秩序，而是想要把行之已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重新建构。

美国人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势体系上。而自从欧洲首度必须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欧洲领袖便对美国以全球改革为己任的想法不以为然。双方的态度仿佛都是认为，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全是任性的抉择，如果更加明智或不是那么好战，本应当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能令人接受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眈的强权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不太可能全力投入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有过“在背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得到。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一百五十年后才开始面临。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3
美国面临这个难题时，便是参与了全是欧洲国家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入国际政治。
欧洲各国从未主动选择均势，来作为历来纷争不休、或旧大陆式喜好谋略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若说强调民主及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感所导致，则欧洲外交便是在严酷的打击下所形成的。

欧洲身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其第一选择，即在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不相互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以宰制其他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完成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联合的压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

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拥护均势的理论家常让人以为权力均衡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式。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3
其实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实不多见，在西半球从来不曾出现；在现代中国的领土上，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结束后，也成为绝响；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型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在西方，均势体系曾实际运作的少数例子仅存于古希腊城邦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之时。这几个时期的特点是，把国际现实即同时存在着多个国力相当的国家，提升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

就思想层次而言，均势观念反映着所有启蒙运动时期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想法。他们认为整个宇宙，包括政治领域，均是依据理性原则运作，且这些原则会相互平衡。虽看似任意的行为，只要是出自有理性的人，则总的来说，是会趋于有利于公益的方向。然而继三十年战争后便几乎冲突不断的十七世纪欧洲，实在难以证明他们的理论成立。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主张，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从个人自私的经济行动中，提炼出整体的经济福祉。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麦迪逊(Madison)认为，在幅员足够大的共和国中，不同政治“派别”图谋私利的行为，在某种自动的作用之下，反可形成内政的和谐。由孟德斯鸠首倡并且实践于美国宪法之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观念，也是出自同一观点。分权的目的是防止专制，而不是为了政府和谐；其用意在于使政府各部门，于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能节制过分的行为，从而促进大家的利益。同样的原则被应用到国际事务上。各国追求本身利益之余，对国际社会也会有所贡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作的选择必能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

百余年来，这个期待似乎并未落空。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3
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造成欧洲失序后，各国领袖在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恢复了欧洲均势，设法以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使国际行为走向中庸之道，缓和残酷的权力竞逐。但到十九世纪末年，欧洲均势又回复到权力政治，而当时的环境却是更不留情了。鄙视对手成为外交法则，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实力决斗。最后危机终于在一九一四年爆发，而谁也不肯退缩。欧洲始终未能自一次大战的灾难中，完全恢复其世界领袖地位。美国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的主导者，但威尔逊总统立即表明，美国无意于按照欧洲的规则行事。

美国历史上从未曾参与过均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受惠于均势政治却不必置身其间，一面享受其好处，一面还大加挞伐。冷战期间，美国投入到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战略上与苏联的对抗之中，在此两强对峙的世界里，国际政治的原则便与均势体系大不相同。在两极世界里，我们无法佯称不同势力的冲突会对大局有益，因为有一方得就必有一方失。美国在冷战中可谓不战而胜，如此的胜利却使她不得不面对萧伯纳笔下的两难：“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一是梦想实现。”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会认为，道德标准应一视同仁地应用于国际行为和个人行为，这跟黎塞留倡导的政治理由(raison detat)刚好相反。美国认为防止战争不但是外交挑战，也是法律挑战，美国反对的不是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是改变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俾斯麦(Bismarck)或迪斯累里(Disraeli)若有知，对这种外交政策只过问方法不过问实质的主张，必会嗤之以鼻。没有国家像美国一样对自己有道德的要求。

也未曾有国家让自己身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苦中，道德价值是绝对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就不完美。

冷战期间美国特殊的外交政策作法，对当时的挑战极为合适。彼时意识形态的冲突严重，仅有美国一国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完整的工具，可组织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防御行动。处于此种地位的国家便能坚持己见，大可避免处于较不利地位的政治家所需面临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所能运用的工具迫使他们必须退而求其次，不可野心太大，环境更要求他们必须分阶段达成这些妥协后的目标。

冷战使传统权力观念受到相当大的破坏。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5
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期构成实力的各个因素却“各自为政”。前苏联在军事上是超级强权，在经济上却是侏儒。也有国家可能是经济巨人，军事上却无足轻重，日本即是一例。

在后冷战世界里，这些因素很可能愈来愈趋于一致与对称。美国的相对军事力量会逐渐衰落。缺少明确的敌人会使国内产生压力，要求将资源转移到其他的优先要务上，此种发展现象已然出现。一旦单一的威胁消失，各国都会从本国的观点来考虑其危险，那些过去受美国庇护的国家会感觉必须要为本国的安全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新的国际体系会朝均势的方向发展，即使在军事领域也不例外，虽然那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达成。这种趋势在经济上会更为明显，美国在这方面的绝对优势已开始动摇，挑战美国的危险性已缩小。

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像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真正地全球化了。通信已是瞬间完成；全球经济活动在各大洲同步进行；有许多问题只能以全球式的方案加以解决，如核子扩散、环境、人口爆炸及经济依存度日高等。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5
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主旨。其他主要国家同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在现代世界中唯有欧洲曾有过多国体系，发明民族国家、主权及权力均衡等观念的也是欧洲。这些观念左右国际事务近三百年之久。但过去实践国家意志的欧洲国家中，目前没有一个足堪在新国际秩序中担当大任。为弥补这种相对弱势，他们正设法缔造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目标令他们耗费不少心力。但即使得以成功，仍不会自动出现现成的行为准则，供统一后的欧洲在全球舞台上行事时作为依据，因为以往从不曾有这样的政治实体存在过。

自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6
她很晚才步上欧洲的政治舞台，比法国及英国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不适用。俄罗斯与欧、亚、穆斯林世界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为邻，其人口中这三类民族都有，因此她从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

随着历代君主不断并吞邻国的领土，使版图不断扩大，俄罗斯的规模与欧洲任何一国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每征服一处新领土，纳入一个强悍的非俄罗斯新民族，就会使国家特征大为改观；此即俄国觉得非维持庞大的军队不可的原因之一，俄军的规模往往与真实的外在威胁无关。

在强迫性不安全感及宗教般狂热两相激励之下，在欧洲的要求及亚洲的诱惑两相拉锯之下，俄国在欧洲均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情感上从不属于欧洲。征服与安全这两方面的需要在俄国领袖心中合而为一了。自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在外国土地上用兵的次数多过其他强权。论者常以不安全感来解释俄国的扩张主义，但俄国作家更常把其向外侵略说成是弥赛亚式的宗教使命。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懂得适可而止；一旦遭遇挫败，则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在其历史上，俄国几乎总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发觉，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6
她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她是否会回归历史的循环，设法恢复往昔的帝国？她会否将重心向东移，更积极地参与亚洲的外交？她会根据什么原则及方法应对四周的动乱，尤其是动荡的中东地区？俄罗斯对世界秩序永远都很重要，而回答上述问题必然会带来的纷扰，对世界秩序也构成潜在的威胁。

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不下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战，而非国际战争，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从未有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的邻国，也绝对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国家兴起。蛮族侵入中国，推翻中国的王朝，到后来却完全被同化，使他们仍继续着中华文化传统。各国主权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不存在；蛮族被视为未开化的夷狄，对中国只有藩属的关系，这正是十八世纪英国首位派往北京的特使所获得的待遇。中国不屑于对外派遣大使，但不排斥以夷制夷。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像欧洲的权力均衡是外交常态，中国也未能产生欧洲觉见的常设性外交机构。自十九世纪中国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受辱的对象后，直至晚近——自二次大战以来——中国才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多极世界中再度现身。

日本也曾闭关自守。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7
在一八五四年由美国海军将领佩里，以武力打开门户之前，日本甚至不曾像中国一样，令蛮族自相残杀以制衡其势力，或想出中原与藩属这样的安排。与外界隔离的日本以其独特的风俗习惯自豪，借内战延续其军事传统，并深信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可睥睨外来的影响，优于外来的文化，且最后必能战胜而非吸收外来文化，其内部结构便建立于如此的基础上。

冷战期间苏联是首要安全威胁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能够认同千万里以外的美国。新的世界秩序及其多重的挑战，几乎一定会迫使一个有过如此光荣过去的国家，重新检讨其仰赖单一盟国的作法。日本对亚洲的均势势必更为敏感，此种感觉会超过对位于不同半球且须兼顾大西洋、太平洋、南美洲三方面的美国所作所为的感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对日本会形成与对美国颇不相同的重要性，也会导致日本采取更自主的外交政策。

至于目前已逐渐成为南亚主要国家的印度，其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仍留有欧洲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遗风，并掺杂着古老文化的传统。在被英国人征服以前，印度次大陆千百年来从未被当作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过。英国派出小规模的军队便完成了殖民目标，因为起初当地人认为这只是一批统治者取代了另一批统治者。然而大英帝国建立起统一的统治后，她却被本身所引进印度的民主政治及文化民族主义所动摇。然而就民族国家而言，印度仍算是后起之秀。她忙于解决庞大人口食粮的问题，在冷战时期曾半认真地投入不结盟运动。但她尚未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与其幅员相当的角色。

因此，事实上这些必须承担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中，没有一国有面对正逐渐形成的多国体系的经验。过去从未有必须从如此众多的歧异观点中，或是在全球牵涉如此之广的规模上，组合出世界新秩序的例子。也不曾有必须将历史的均势体系与全球民主意见及当代爆炸性科技相结合的先例。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7
回顾历史，仿佛每一国际体系都必然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一旦某个体系建立之后，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作了不同的选择历史会如何演变，或是当时究竟可不可能作其他的选择。
在国际秩序形成之初，或许有许多的抉择可选，但任一选择均会挤压其他选项的空间。由于愈复杂愈难保持弹性，因此最初的抉择尤为重要。国际秩序是稳定，如维也纳会议后的情势；或是动荡不安，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凡尔赛和约后的情势，取决于这一国际秩序对相关各方对于安全与正义的要求能够作何种程度的协调。

最稳定的两种国际秩序，即维也纳会议的产物及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主导的国际秩序，占了观念一致的优势。参与维也纳会议的领袖，是对抽象事物有相同看法、对基本原则有共识的各国贵族；而塑造战后世界的美国领袖，则出身于极为一贯且历久不衰的思想传统。

眼前正在成形的世界秩序，则有待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领袖们加以建构。由于他们主掌着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不得不耗费更多心力于行政管理，反而无暇顾及大局；他们崛起于政坛所依靠的也不必然是主政者所应具备的条件，更遑论建立国际秩序了。目前惟一可资借鉴的多国体系范例是欧洲社会所建立的，因此可能遭致许多国家反对。

但过去建立在多国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不论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当代，其兴起及衰落是了解现今政治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惟一可资借鉴的经验。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一世代必须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这正是为什么分析政治领袖如何解决世界秩序问题，检讨成败及其成因，只可说是一个开端，却绝非研究当代外交的止境。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8
在本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当时有两项因素促使美国走向国际事务：一是国力日渐强大，一是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在此过程中，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与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是两位关键人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漩涡。两人均体认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

老罗斯福总统是分析均势的老手，他坚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家利益需要，而且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均势对他而言简直无法想象。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赛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要角，他所宣扬的原则虽反映出美国思想中的真理，对旧世界外交官却代表革命性的转变。这些原则主张，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国家应以与个人相同的伦理标准来评断，国家利益包括遵守一套普遍的法律。

在欧洲均势外交的沙场老将看来，威尔逊这种外交政策根本是道德的观点，令人诧异，甚至显得虚伪。但历史无视当时人们对其所持的保留意见，让威尔逊主义流传下来。威尔逊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虽然他未能说服美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仍未夭折。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美国对国际事务独到的应对之道并非一夕之间形成，亦非受单独一人之感召而形成。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8
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其实颇贴切地反映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仅在于强化新国家的独立地位。

由于只要欧洲各国相互争斗便不致真正威胁到美国，因此开国元老显得很乐意在需要时运用人们嗤之以鼻的权力政治；他们的确特别擅长在英法之间玩弄这些手腕，不仅保住美国的独立，更得以开疆辟土。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实在不希望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因而宣布中立。拿破仑战争在杰斐逊眼中，是陆上暴君（法国）与海上暴君（英国）的争斗。换句话说，欧洲交战的各方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实行着较原始的不结盟策略，由此领悟到以中立作谈判筹码的好处，此后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颇懂得个中之道。

但美国反对旧世界的传统尚未到达肯放弃领土扩张的程度；相反地自一开始，美国便专心一致在美洲开拓领土。一七九四年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对美国较有利的条约，解决了与加拿大及佛罗里达的边界问题，使密西西比河对美国开放贸易，并开始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建立美国的商业利益。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在一八○三年自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the Louisiana Purchase)，带来密西西比河以西一片庞大的界线未定地，还连带西班牙在佛罗里达及得克萨斯境内的领土，由此奠定成为一大强国的基础。

决定出售这片土地的法国领袖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对此种一面倒的交易有其旧世界的说法：

“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9
美国政治领袖不在乎法国是基于什么理由出售国家的财产，在他们眼里，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似乎与美国在北美大肆扩张的作为毫不矛盾，因为他们不把向西开拓当作外交事务，而是视为美国的内政。

在这种情形下，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谴责战争是所有罪恶的渊薮，是税捐、军队及其他一切“使多数人受少数人宰制的工具”的罪魁祸首。他的继任者詹姆士•门罗(James Monroe)却认为，从美国必须成为强国的角度替美国的西进政策辩护，就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大家必然看得出来，领土拓展得愈远，只要不超出合理的限度，则两级（联邦及州）政府行动的自由便愈大，它们在安全上及其他各方面愈完善，对全体美国人民愈有利。领土的范围，不论大小，均赋予一个国家许多特点。它决定国家的资源、人口、自然环境的优劣。简言之，便是决定国力的强与弱。”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9
虽然美国立国初期的领袖偶尔会用欧洲权力政治的手法，但他们依然信守使美国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则。欧洲各国为防止可能独霸一方的强权兴起，打过无数的战争。在美国，实力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使它自信，只要美国展现自己，任何挑战都会被克服。欧洲国家生存的空间小得太多，因此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美国则因为距离遥远，其政策是着眼于抗拒真正发生的变局。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诫美国不得因任何理由缔结“永久性”联盟，便是基于如此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说：

“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国之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欧洲遥远，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9
当时的美国不把华盛顿的这项忠告看作是务实的地缘政治判断，而当作是道德原则。以自由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觉得，把海洋所带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是再自然不过了。

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欧洲战事不断乃源于其外交运作的尔虞我诈。欧洲领袖相信自私的利益相互竞逐，最后会得出和谐，并据以建构他们的国际体系，美国领袖却预期世界会由彼此合作的伙伴组成，而不是互相猜忌的敌人。他们否定欧洲领袖的观念，认为国家的道德应根据不同于个人的标准来评断。杰斐逊主张：个人及国家只存在着一套伦理制度，要感恩，要在任何情形下信守一切的承诺，要开放慷慨，最终要促进两方面的利益。

美国如此之理直气壮，有时令外国人深感刺耳，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革命所对抗的不仅是与母国之间法律上的连属，也是欧洲的体制及价值观。美国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一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曾写道：

“正如战争是旧世界的政治规则，各国之间所怀的敌意也不过是政府政策所激起的，目的在维持这个体制的精神。虽然人类不是彼此的敌人，但在错误的政治体制媒介下却成为如此。”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19
直到今天，和平最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战。不过有一人物，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共和国基本上要比其他政体爱好和平便颇不以为然：

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绝不下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因此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像它如此作战频繁的……

但汉密尔顿只代表极少数。绝大多数的美国领袖在当年跟现在一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贡献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当时也如现在一般，有歧见的仅在于用什么方法。美国应将传播自由体制当作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加以积极推动，还是应仰赖以本身为榜样所产生的效果？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0
建国初期的主流看法是，新缔建的美国在国内实践民主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杰斐逊的话来说，美国有“公正且巩固的共和政府”对全世界所有人民将是“活生生的标竿及模范”。一年后他再谈此一主题时说，美国事实上是“为全人类而从事新的政治实验，别人无法享有我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令我们有责任证明，一个社会可允许其个别成员享有自由与自治达到何种程度。”

美国领袖强调美国行为的道德基础及美国作为自由象征的重要使命，造成欧洲公认的外交理念遭到排斥：均势可将自私自利的竞逐导向最终的和谐；安全考虑超越法律原则；换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

推行这些前所未有的观念的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繁荣昌盛，其体制运作良好，其价值观获得证明。美国不知道崇高的原则与必要的生存手段之间会有冲突。久而久之，诉诸道德以解决国际争端的作法，产生了独特的进退维谷之感及纯美国式的烦恼。如果美国人对外交政策也必须像对个人生活一样讲究诚信，则国家安全应置于何地？的确，此一观念推至极致是否意味着道德比生存更重要？又或者以美国对自由体制如此之热中，是否自然而然便使其最自私自利的行为也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果真如此，那与欧洲的政治理由观念，即一国行动的得失唯有以成败论英雄，又有何不同？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与戴维•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教授对此美国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有精辟的分析：杰斐逊治国方略的两难在于，他明显否定各国素来赖以确保国家安全及满足野心的终极手段，但同时又不愿放弃导致国家使用这些手段的野心。换句话说，他希望美国鱼与熊掌兼得。既可享受权力的果实，又不致染患权力竞逐通常会造成的后遗症。

迄今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之一。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0
至一八二○年，美国找到折衷之道而得以兼顾两方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此期间，她不断谴责两大洋对岸的局势是均势政治造成的恶果，但对其本身在北美的扩张却美其名曰：“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在进入二十世纪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十分单纯：实现国家天定命运，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只要情况许可，美国一定偏向民主政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于一八二一年说出了这种态度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本身奋斗。

美国如此独善其身的另一面，便是决定将欧洲权力政治排除于西半球之外，必要时还使用一些欧洲外交的手法。宣示这个政策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起因于一八二○年代以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为主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意图压制西班牙的革命。英国原则上反对干预内政，因此也不愿支持神圣联盟介入西半球。

英国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向美国提议共同采取行动，以阻止神圣联盟插手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他的目标是不论西班牙的局势如何，切不可让某个欧洲强权控制了拉丁美洲。坎宁的想法是，没有了殖民地的西班牙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会使他国打消干预之意或使干预失去意义。

亚当斯明白英国的论点，但不放心英国的动机。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0
当时距一八一二年英国占领首都华盛顿还不久，很难让美国肯与过去的母国站在同一阵线上。于是他敦促门罗总统作出美国片面的决定，将欧洲殖民主义摒弃于美洲之外。

一八二三年宣布的门罗宣言，将隔开美国与欧洲的大西洋当作明确的界线。在此之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至上原则即美国不涉入欧洲的权力斗争。门罗宣言更进一步宣称，欧洲也不得涉入美国事务。而门罗总统对美国事务的定义涵盖整个西半球，的确够广泛了。

门罗宣言并不仅限于原则性的宣示，它更大胆地警告欧洲各强权，新崛起的美国为维护西半球不可侵犯的地位将不惜一战。它指出，美国认为任何欧洲势力伸向“此一半球的任一部分，均对我们的和平安全构成危险。”

再有一点，不如两年前国务卿亚当斯所说的那么漂亮，门罗总统更为明白地指出不介入欧洲的争端：“我们从不参与欧洲强权为本身事务而起的战争，参战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美国在同一时间，既拒斥了欧洲，又解除了在西半球扩张的束缚。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1
在门罗主义的护卫之下，美国得以推行与任何欧洲君主美梦没有多大区别的政策：扩张商业及影响力，并吞领土；简言之，即在不必玩弄权力政治的情形下，让国家跻身强国之林。美国对外扩张的欲望，与自诩比欧洲任何一国更纯洁更有原则的想法，从未有过冲突。美国不把扩张看成是外交政策，因此可运用本身的力量征服印地安人、在得克萨斯州打败墨西哥，而且觉得问心无愧。简单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

坎宁跟拿破仑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地位一样，有权自诩是他一手扶植起新大陆以抗衡旧大陆的均势，因为英国表示会以皇家海军为门罗宣言的后盾。但美国抗衡欧洲只肯做到使神圣联盟不得进入西半球的地步。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必须自行维持其权力均衡，美国不会介入。

从此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一八二三年的门罗宣言警告欧洲强权，不要插手西半球事务。到门罗宣言届满百年时，其含意已渐次扩大为美国在西半球掌握领导权的理论基础。一八四五年波尔克(Polk)总统把美国并吞得州解释为，为防止某独立国成为“比其更强大的国家之盟友或属国”，以致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换言之，门罗主义不仅是美国对已存在的威胁进行干预的依据，也使对可能的威胁采取行动变得合理化，这正是欧洲均势在美国的再现。

南北战争暂时打断美国对领土扩张的注意力。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1
此时华盛顿主要的外交政策考虑是如何防止南方联邦(Confederacy)获得欧洲国家承认，以免在北美土地上出现多国体系，连带带来欧洲外交的权力政治。但至一八六八年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又回到以门罗主义为依据向外扩张的旧立场，这次是购买阿拉斯加：外国拥有或控制那些社群迄今一直阻碍美国的成长，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当地长期的革命及无政府状态同样会伤及美国。

此期间在美洲大陆发生了比领土扩张更重要的变化，但所谓的大国几乎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此即有新成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美国已成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一八八五年超越当时公认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美国消耗的能源超出德、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自南北战争迄二十世纪初，美国煤产量增加八倍、钢条增加五点二三倍、铁轨总长度增加五点六七倍、小麦产量成长二点五六倍。移民使美国人口成长一倍。而且这个成长过程很可能愈来愈快。

任何国家的实力一旦如此大增，没有不想化实力为全球影响力的，美国的领袖也不免心动。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西华德(Seward)，梦想建立包括加拿大及大部分墨西哥在内的深入太平洋的帝国。格兰特(Grant)总统的政府曾打算侵入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想过并吞古巴。这些企图在当时的欧洲领袖如迪斯累里或俾斯麦看来，必能够谅解且赞同。

但美国参议院仍专注于内政，否定所有扩张领土的计划。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1
参院仅维持小规模陆军（二万五千人），海军也很弱。直至一八九○年，美国陆军在世界排名十四，次于保加利亚；美国海军也比意大利小，虽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意大利的十三倍。当时美国不出席国际会议，并被当作二流国家看待。一八八○年土耳其缩减驻外单位，把驻瑞士、比利时、荷兰及美国的大使馆关闭。同时德国一位驻马德里的外交官，宁愿减薪也不愿被派往华盛顿。

可是当一国的国力到达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水准，便无法永久抗拒借此在国际舞台上谋求一席之地的诱惑。一八八○年代末美国开始扩增海军，而直到一八八○年美国海军的规模仍比不上智利、巴西或阿根廷。到一八八九年，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Benjamin Tracy)说服国会购置战舰，当时的海军史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还为此举提供理论基础。

虽然事实上是英国皇家海军保护美国免于欧洲强权的侵扰，但美国领袖并不把英国看成是美国的保护者。十九世纪从头到尾，英国均被视为对美国利益最大的挑战，皇家海军则被视为最严重的战略威胁。无怪乎美国一开始奋发图强，便动用素来受英国大力支持的门罗主义，设法把英国势力赶出西半球。

美国对此毫不留情。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2
一八九五年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以门罗主义向英国提出警告。他写道：“如今美国在本大陆几已是最高主权，其命令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臣属等于法律。”美国“无尽的资源加上隔绝的地理位置使其能掌控大局，且几乎不可能受其他强国个别或集体的侵害。”美国对权力政治的排斥显然不适用于西半球。至一九○二年英国已放弃在中美洲居重要地位。

在西半球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美国，开始走向更广大的国际舞台。美国几乎是违反本身意愿地成为世界强国。在美洲扩张势力时，她已在四周海岸建立起强大无比的地位，却又坚持无意于施行大国的外交政策。等领土扩张大功告成后，美国发现不论本身的意愿为何，其所掌握的力量使她必然成为国际事务的要角。美国领袖或许仍执意主张，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是要做全人类的“标竿”，但不可否认，有些人已感觉到美国的实力使她有权对当代的问题发表意见，也不必等全人类都变成民主以后再参与国际体系。

对个中道理阐述最透彻的当属老罗斯福总统。他是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全世界感受其影响力，且应基于国家利益让美国与世界产生关连的总统。他跟以往的美国总统一样，都对美国应造福世界的观念深信不疑。但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国还有真正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老罗斯福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相抵触，她有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

老罗斯福的第一步是把门罗主义作最具干预意义的诠释，使之附和当时的大国主义理论。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2
一九○四年十二月六日，在他自称为门罗主义的“必然结论”中，老罗斯福宣示一种在西半球仅美国得以行使的“文明国家”一般干预权：“……在西半球美国的坚守门罗主义，可能迫使美国不论多么不情愿，仍不得不对恶名昭彰的恶行或无能，行使其国际警察权。”

老罗斯福在提出理论前已先有行动。一九○二年美国迫使海地解决与欧洲各银行的贷款。一九○三年她煽动巴拿马动乱，使之成为全面性的叛乱。当地居民在美国协助之下向哥伦比亚争取独立，但要到美国在现今的巴拿马运河两岸建立起主权属于美国的运河区后才得以实现。一九○五年多米尼加成为美国的财政保护国。一九○六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古巴。

对老罗斯福而言，在西半球推行强力外交是美国新的世界角色，两大洋已不再足以使美国与世界隔绝。美国必须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演员，老罗斯福在一九○二年某次对国会发言时说得好：

“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互相依赖，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

在美国国际关系的作法上，老罗斯福居于特殊的历史地位。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2
没有其他总统能如此完整地依国家利益界定美国的世界角色，或把国家利益与国际均势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同意全国人民的看法，即美国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期望。但他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不相信仅靠实践公民道德，美国便能够维护和平或实现其命运。他对世界秩序本质的认识，更接近于帕默斯顿(Palmerston)或迪斯累里而非杰斐逊。

伟大的总统必须是教育家，在人民的经验与前景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对于始终相信国与国之间和平是常态，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没有区别，而且相信对于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动乱美国可以置身事外的美国人，老罗斯福总统可谓上了严肃一课。他一一驳斥这些基本假设，认为国际活动就是斗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用在历史上比个人生活上更恰当。在他看来，温驯的民族必须强大才能继承地球的传承。美国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个强权，且有可能是最强大的。他希望在他领导下把国家带进国际社会，使美国能像英国掌控着十九世纪一样塑造二十世纪，借庞大无比的国力，循明智温和的方式，以稳定、和平与进步为己任。

老罗斯福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的许多主流信条感到不耐烦，他否定国际法的效力。国家若不能靠本身的力量保护自己，也不可能由国际社会加以护卫。他反对当时在国际上逐渐形成热门话题的裁军说：“迄今尚无可能建立足以有效制止不当行为的任何一种国际力量。在此种情形下，强大且自由的国家若不能凭实力保护自身的权利，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为他国的权利挺身而出，则不但愚昧还是罪恶。最助长不公平的莫过于自由而开明的民族故意造成自己无能为力，却坐视专制及野蛮者武装自己。”

在谈到国际政治时，罗斯福的批评更为尖锐：“对于威尔逊及布赖恩(Wils-on-Bryan)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各种纸上谈兵的文件，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腓特烈大帝(Frede-rickthe Great)与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布赖恩或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或世界都要好得太多。缺乏武力支持软弱无能的正义，百分之百与偏离正义的武力一样不道德，甚至更不可取。”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3
在实力决定一切的世界里，老罗斯福相信“势力范围”这个观念便代表世事的自然法则。势力范围指个别强国得以在广大的区域内享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如美国之于西半球，英国之于印度次大陆。一九○八年他默认了日本占领朝鲜之举，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认为双方关系必须由两国相对的实力来决定，而非取决于条约或国际法的规定：“朝鲜绝对是日本的。虽然条约明文规定朝鲜应保有独立，但她本身无力于执行此一条约，若以为有其他国家会为朝鲜完成其本身力有未逮的目标，是绝无此可能的。”

由于老罗斯福持有此种欧式观点，难怪他对全球的权力均势眼光独到，是其他美国总统所难以企及的，唯有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接近他的水准。最初他认为欧洲均势的大局多少有其本身的规律，美国没有必要介入。不过他曾明白表示，如果这个判断错误，他会力促美国干预其事以恢复欧洲的平衡。老罗斯福渐渐认为德国对欧洲均势是个威胁，开始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向英、法的国家利益认同。

此举见于一九○六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会议的主旨是解决摩洛哥的未来。德国为阻挠法国在摩洛哥的独霸地位，因此坚持“门户开放”，并主张美国也派一位代表与会，因为德国认为美国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商业利益。结果美国派驻意大利大使出席，但此人的表现令德国人大失所望。老罗斯福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放弃了商业利益，反正那些利益也不大。在摩洛哥危机最严重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给老罗斯福的信中写得很清楚。他说：“法国应该跟我们及英国在一起，加入我们的区域及组合。这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均是最稳当的安排。”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3
在欧洲，老罗斯福总统认为德国是威胁；在亚洲，他则担忧俄罗斯的野心，因此看好俄罗斯的主要对手日本。他表示：“世上没有其他国家比俄罗斯更掌握着未来的命运。”一九○四年日本在英日同盟的保护下向俄国发动攻击。老罗斯福虽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却偏向日本，他认为俄罗斯若赢得胜利，将是“对文明的一大打击”。日本击溃俄国舰队时，他高兴地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极为兴奋，因为日本遵从我们的规则。”
他希望俄国势力被削弱而非完全被排除于均势之外，因为根据均势外交的法则，俄国过于积弱只会使日本取而代之。他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是，让俄国“与日本对抗，相互节制彼此的行动。”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而非崇高的利他主义，老罗斯福总统邀请这两个交战国派代表，到他位于牡蛎湾(Oyster Bay)的宅邸谈和。最后的和约是在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Portsmouth New Hampshire)完成的，此约使日本获得有限的胜利，维持了远东的均衡。这使他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他是因依均势及势力范围等原则谋和成功而得奖，在经过后一任总统威尔逊执政以后，老罗斯福此种作法显得实在不像美国的作风。

一九一四年德国入侵比利时和卢森堡，此举虽大为违反确立这两国中立的条约，但他最初是持相当中立的看法：“对于违反或不尊重这些条约，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当大国做殊死战斗而四处转战之际，必会践踏到挡住庞大、紧张的交战国去路者，除非这么做有危险。”

欧战爆发数月后，他改变了原先对违反比利时中立问题的判断，但可想而知，令他担心的不是德国违法侵略，而是这么做会威胁到欧洲的均势：“各位相不相信，若德国战胜，击溃英国舰队，摧毁大英帝国，那一两年之内德国就会坚持要控制中南美洲？”他呼吁大规模重整军备，好让美国为协约国(Triple Entente)作后盾。他认为德国有可能获胜，这对美国会构成危险。同盟国(Central Powe-rs)若战胜，美国将失去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德国军国主义便得以长驱直入西半球。

老罗斯福之所以认为由英国海军控制大西洋比德国独霸要安全，是基于文化相近及历史经验等无形的非权力政治因素考虑。英美之间的确有很强的文化关联，是美德关系所无法比拟的。更何况美国已习惯于由英国统治海洋，对此觉得很心安，也不再怀疑英国有在美洲扩张的企图，但美国对德国却不能放心。一九一四年十月三日，老罗斯福致函英国驻美大使表示（有意避而不谈他早先对德国不尊重比利时中立的判断）：如果是我当总统，我在七月三十或三十一日早已“对德”采取行动。

一个月后他在致鲁雅•吉卜林(Rydyard Kipling)的信中承认，很难根据他的理念把美国的力量投入欧战之中。美国人不愿走如此严格遵守权力政治原则的路线：“倘若我坚守个人所有的信念，就不能领导我的同胞，因为他们不会追随我。我的同胞比较短视，而且不理解国际事务。贵国人民也是短视，但在这方面比美国人好一点。由于海洋的阻隔，我国人民相信他们对目前的战争不必恐惧，也没有任何责任。”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3
如果说老罗斯福的理念代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极致，则它可说是由欧洲传统政治原则配合美国本身情形演变而来。他应被视为这样一位总统：在位期间正值美国奠定了美洲的盟主地位后，开始让全世界意识到其实力之时。但美国外交政策思潮并未就此停止，也不可能如此。附和民众的经验而画地自限的领导人注定会停滞不前；超越民众经验的领导人又有不被谅解的风险。不论美国人的经验或价值观，均不足以让美国承担起老罗斯福赋予她的角色。

这又是一个遭历史嘲弄的例子，美国后来是实现了老罗斯福期待她扮演的领导者角色，而且是在他有生之年，但却是根据他所嘲笑的原则，而且是在为他所看不起的总统领导之下达成的。威尔逊是美国独树一帜的传统代表人物，他开创了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主流学派，而这一派的主张在老罗斯福看来，最多只能说是无关紧要，弄得不好反而有害美国的长期利益。

根据所有公认的外交原则来评断，这两位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当中，老罗斯福的主张要高明不少。然而占优势的却是威尔逊：在一百年后老罗斯福总统的成就固然受到肯定，但左右美国思潮的仍是威尔逊。老罗斯福了解在当年主导世界局势的国家之间，国际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对国际体系运作最有见地的美国总统非他莫属。但威尔逊真正掌握住了美国外交动机的主要脉络，其中最根本的一点便是，美国完全不把自己当一般的国家看待。美国既缺乏欧式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欠缺实务经验。欧式外交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衡，就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力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不论权力政治的理论及教训为何，美国人民始终不变的信念是，实践及发扬民主自由是美国与众不同的根源。

只有以符合这种美国不同凡响的观念为号召，才能促使美国人采取伟大的行动。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4
无论老罗斯福的主张在理智上如何吻合强国之间实际的外交往来，他的理念并未能说服美国人投入一次世界大战。反而是威尔逊用充满道德意味的言论感动了美国大众，虽然这在外国领袖看来相当令人费解。

威尔逊的成就令人惊诧。他排斥权力政治，却知道如何感动美国人。学者出身的威尔逊相当晚才进入政坛。他当选是拜共和党内老罗斯福与塔夫脱(Taft)分裂之赐。他领悟出美国孤立主义的习性，唯有诉诸对本身理想自命不凡的国民性才能克服。他先是以积极拥护中立证明他的政府有维持和平的决心，后来却一步步地把走孤立主义的国家带向战争。号召美国参战时他不提自私的国家利益，而是表明美国另无所求，只是为维护原则而战。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日威尔逊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时，宣示了个人外交理念的要点，即后世所称的威尔逊主义。在他看来，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于国际法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均势或各国勾心斗角。他建议国会批准数个仲裁条约，理由是解决国际争端应仰赖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而非武力：

“判断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纠纷只有一个可能的标准，而此标准涉及两项因素：即我们本身的荣誉及我们对世界和平的义务。在承诺新条约义务及解释既有条约义务时，均须通过如此组合的标准的考验。”

老罗斯福最看不惯的便是没有实力或执行意愿为后盾的高调。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4
他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要我在铁血政策与弱势政策之间作抉择，我会选铁血政策，原因是，它不仅较有利于美国，最后也会较有利于全世界。”

同样的，老罗斯福建议增加国防支出以因应欧洲的战事，威尔逊也不以为然。他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第二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欧战已开战了四个月。他在咨文中反对加强军备，因为这会让人以为这场战争使“我们失去冷静”，但战争的“起因与我们无关，且其存在使我们有机会建立友谊且提供中立的服务。”

他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取决于她是否公正无私；美国必须站稳立场，日后才能挺身而出成为能取信于交战双方的仲裁者。老罗斯福曾认为，欧战（尤其如果德国获胜）最后势必威胁到美国。威尔逊却认为基本上美国与这场战争无关，因此应该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由于美国所相信的价值高于权力均衡，因此欧战正是让国际事务转向更好的新方式的绝佳机会。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5

老罗斯福觉得这种想法实在荒谬，并指责威尔逊是想利用孤立主义论调助其在一九一六年竞选连任。其实威尔逊政策的动机与孤立主义恰恰相反。他所宣示的不是美国要撤出世界舞台，而是美国的价值观：

——使美国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态并使它有义务担任人类自由的模范。
——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为其人民天生便爱好和平。
——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的标准。
——国家无权主张不同的道德标准。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5
威尔逊把这些美国道德高人一等的想法赋予了世界性涵义：“我们无惧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我们在商业领域或其他和平领域的成就上不会妒忌对手。我们矢志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但也尊重他国的生存权。我们确实是世上所有国家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不威胁任何一国，不垂涎任何一国的财产，也不打算推翻任何一国。”

从未有其他国家是为了别国的利益而想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所在意的都是本国利益是否能与他国利益相配合。但自威尔逊以降到布什(George Bush)，美国历任总统均以美国的大公无私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号召。包括威尔逊及他后世的徒子徒孙，一直到现在，谁也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即对道德意识没那么重的外国领袖而言，美国的利他主义精神令人感到有些难以捉摸，因为国家利益可以计算，但利他主义的内涵就全看执行者如何定义了。

不过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社会的利他本质是上苍恩典的证明：仿佛是上帝的眷顾，有一片大陆被保留未开发，等待一群和平且爱好自由、人权高于一切的人们来此建立一个有福同夏国度。

这种美国的目标乃上天授意的说法，导致美国扮演的全球角色远超出老罗斯福所能想象的范围。因为他想要的不过是改善均势，并依美国国力的增长决定投入均势的程度。在老罗斯福的构想里，美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实力强过大多数国家，属于强国，但仍脱离不了均势的基本历史法则。

威尔逊把美国推向完全偏离这种想法的层次。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8-2 15:26
他鄙视均势，坚持美国的角色“不在于证明我们的自私，而是我们的伟大”。果真如此则美国便不该独善其身。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即已提出史无前例的主张：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有责任对抗任何地区的侵略行动：“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我们坚持保有安全以执行自己所选择的国家发展路线。还不止于此。我们也要求他人得享同样的待遇。我们对个人自由及国家自由发展的热衷，不限于与切身有关的事件及范围。只要有某个民族想要走独立及民权这艰苦的道路，我们都会有相同的热忱。”

如此把美国当成四处行善的世界警察，正是二次大战后形成的遏制政策的先声。

老罗斯福总统再怎么样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一面倒的倡议全球干预的想法。但当年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而威尔逊是一位具宗教热忱的先知。政治家即使是沙场老将，所重视的是本身所生存的世界；但在先知的眼里，“现实”世界却是他们想要实现的境界。

原本是为要美国严守中立而提出的主张，经威尔逊解释后却成为扮演全球十字军的理论基础。在威尔逊看来，美国自由与世界自由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把乔治•华盛顿对介入外国事务提出告诫的本意作了极不寻常的诠释，充分证明在崇尚吹毛求疵的学术殿堂中的时间没有白费。他赋予“外国”的新定义，华盛顿若地下有知必会大感诧异。据威尔逊主张，华盛顿的本意是指美国必须避免介入他人的“目的”(purposes)。但有关人道之事没有一件“对我们而言是外国事务或无关紧要的”。

自开国元勋反对对外介入的训示中，推衍出全球干预的根据，把中立哲学引申为参与战争势不可免，这是多么的牵强附会！威尔逊不厌其烦地阐述他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借此把美国带向世界大战的边缘，他所唤起的理想主义及活力，似乎证明了美国蛰伏一个世纪正是为现在加入国际竞技场作准备，而美国的活力与天真是经验老到的盟国所没有的。欧洲外交在历史严酷的考验中变得冷酷、谦卑；欧洲政治领袖是透过美梦破碎、希望落空、理想因人类难以洞悉未来而失败这一面历史镜子来看事情。美国不知道有这种限制，因此即使不是大胆地宣称历史已到尽头，也必然会高唱历史无用论，同时把素来被视为美国独有的价值观转移成对全人类一体适用的普遍原则。于是威尔逊得以克服安全与孤立这两种思想之间的紧张对立，至少是暂时的。唯有为全世界人民而不仅只为自己，并且是以全人类自由的斗士角色自居，美国才有理由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击沉鲁西坦尼亚号(the Lusitania)，尤其是恢复无限制潜艇政策，成为美国对德宣战的近因。但威尔逊不是针对某些恶行而参战。此事无涉国家利益，也与破坏比利时中立或均势外交无关。参战是基于道德的理由，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威尔逊在要求宣战的演说中说：“这是一件可怕之事，将这个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带入战争，带入最恐怖最惨痛的战事中，而文明本身似乎正处于平衡状态。但权利比和平重要，我们应为自己素来最关切之事，为民主，为受制于权威者对政府的发言权，为小国的自由及权利，为全体自由民族结合在一起而战，以致所有国家均可享有和平安全，终至为世界自由而战。”

因这些原则而战便不可能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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