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 书评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内容简介：他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的那个伊豆。他来到世界上，仿佛就为了面对磨难：3岁遭遇车祸，5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做模特，代替父亲和恶 ...此主题为自动生成的书评内容贴，书籍链接地址: http://www.dothinking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5
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看一个外国人通过这么些年在北京的生活，他的一些理解和看法真的很有意思。
对于他自己的奋斗过程他没有说很多，但是但凡说起总会说他的家带给他的影响，让我很感动。
从他的经历和描述上 我也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日本社会。或许说他来中国的正是时候，很多契机帮助他一起成长。
他说的一些政治的话题我不是很懂，但他很直接的反映的一些社会现象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他的思考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思考的东西，而他的反应让我觉得很可爱。
中国毕竟是在进步，虽然说发展的太多带来的思想空缺和信仰危机很严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信心把问题慢慢的填补。 最早是从FT中文网上知道加藤嘉一这个人物，偶尔的机会看到了这本书，就翻完了。
自传式的描述了他从小到现在的各阶段状况，让我们较真实的看到一名日本的草根青年如何一步步成长到今天。对于他的意志力，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家庭的团聚力上，我都由衷的佩服。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能正是特殊的家庭环境造就了如今的他。
他学习中文的方法很值得借鉴，通过聊天、看报、听收音机，口语、阅读、听力三管齐下的方式，半年的时间就从完全不懂中文到可以熟练交流，连做梦都是中文版的程度，我认为中文应该算外语中较难学的一种，他都能以如此的速度进步，很惭愧的我们，从中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学了十几年了，还无法做到自如交流。
也认可加藤嘉一对中国精英的总结，潜能+公共意识。也认识到自己与精英的差距。
总之，他对中国的记者、北大的行政、西南的教育等问题的披露，都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尽管网上对他有各种声音，个人对于这位日本的80后还是钦佩的成分多一些。 第一次见到加藤嘉一的时候，是在当时尚位于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我是FT中文网骨灰级读者，对于他的名字自然不会太过陌生。我依旧记得他在《第三眼》早期的许多文章。
彼时的他喜欢用《一个日本留学生眼中的×××》作为标题。那时，他的文字谦恭而温和。虽然偶露狰狞，但也无伤大雅。
那是并不太遥远的2008年。当时，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还正在畅销。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得意志满的2008年。奥运的成功正弥漫着整个国度。
刚把国门拉开一道小缝的国人，像个开始发育的半大伙子，把耳朵偷偷贴在门沿儿，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别人对他的看法。加藤嘉一来到了一个“最好”的中国。
2年以后，加藤嘉一的话语已经告别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范式。单向街的讲台上。他侃侃而谈。上至国家大事，下到国民礼仪，他似乎开始无所不知。让人忘记了他刚刚才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总是会有他的“粉丝”这样问他，“请问加藤，您对×××的作品是什么看法？”哪怕×××是他根本不认识的外星人。
这时的他也已经是许多媒体的座上宾。像2010年的韩寒，2011年的李承鹏一样。
“很多人在观察、评论某些问题时，都会习惯性听听那个日本小子说了些什么。”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但他始终是一个比我才大两岁的孩子。他真的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我在望京地下室的采访提纲上写上了这句话。
当时的我，正在北京一家报社实习。我通过单向街的组织者获得了加藤嘉一的电话。虽然几乎没有任何挑战。这后来却成为了我失败透顶的报社实习生涯中，为数不多还能拿出来的经历之一。
正在青春期最后疯狂的我，特别容易被一些“成功者”的故事打动，对一种叫做奋斗的语体钟爱莫名。
作为一名“文艺青年”，我希冀用文字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开辟了许多博客，断断续续留下自己的文字，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我在北京城到处寻找关于80后的故事，寻找他们改变命运的故事。地下室的80后。小山村的80后。加藤嘉一，无非是我脑中构想的一系列故事中的一个。
学者，“日本的韩寒”，当代青年学习的榜样。加藤嘉一的一句话就可以作为一篇报道的标题。
“第三只眼为何重要？”在加藤嘉一早期的文章中，他这样问道。“我是一个日本人，但我要用中文为一个英国报纸的中文网写专栏。这似乎只有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才会发生。”加藤嘉一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结果。
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是那么自信的民族，才格外珍视外部的看法。加藤嘉一充当了外部喊话人的角色。这也是他后来一度成为“中国最出名的日本人”的巨大机遇之一。
但并不是每个外国喊话人都是那么幸运。
我做足了功课。我疯狂地翻阅加藤嘉一的所有作品；我在百度上搜索关于加藤嘉一的蛛丝马迹。我发现了加藤嘉一和当年的我一样。尽管“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信誓旦旦说他已经“红了10年”。但即使是2005年的加藤嘉一，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那时候的博客大巴、新浪博客都有他零零散散发表的博文，而回复却寥寥。
当时的媒体也有关于加藤嘉一的文章。但都是浅尝辄止。我希冀找到 “80后”加藤嘉一“奋斗史”。“在这段过程中，他内心是否也有远离故土的煎熬？是否有在名利圈缠绕太久的焦躁与不安？”
但采访技艺的拙劣，还是让半吊子的万年实习生的我碰到了极为成熟与老练的对手。已经习惯了聚光灯的加藤嘉一在采访中始终占据着话题的主动权，向我兜售他脑子里已经排练过许多遍的话语。
他希望引起我注意的话语，总是不经意地重复三到四遍，以便让我有时间将笔记记在本子上，而这些“短句”在以后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很多媒体的标题；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日本韩寒”，觉得自己是一个温和的人，思想并非那么激进，可当我转述别人给他评价“愤青”的标签，他依然会较真的圆睁着眼睛，大声质问“这是谁说的！”。
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也始终希望从我的口中询问一些东西。“之所以与中国媒体有这么多的接触，最重要的是通过与媒体的交流，观察中国，了解中国。”他这样解释自己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原因。这也许是他几乎每个星期写出7篇参差不齐稿件的“捷径”。
与媒体人士的频繁互动，确实也让他获得了很多中国人无法得到的“段子”。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大多数局内人应该知道的信息，反而不是局外人的墙体与禁忌。
而即使在加藤嘉一声名狼藉的两年后，我依旧被加藤桑当年的很多文章折服不已。这是他在掌握大量禁忌信息之后形成的独特视角。他对刘志军与高铁帝国的爆料分析，他对中原经济区的期待，他对愚蠢左右之争的辨析，入木三分、透彻至极。
可怜的是大部分局内人却无从获得这样的机遇。急于想听到别人看法的半大小伙子不知道，所谓的外国喊话人只是把他们原本应该得知却无法获得的信息，经过加工而成的“产品”。同样，由于局外人的特殊身份，也能让他把这些“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
加藤嘉一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成功，归结于自己先天与后天自身努力而得到的成果。于是，我们看到，“成功”之后的加藤嘉一开始频频涉足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微博上的“粉丝”数目，让他开始有一种错觉，他的任何言辞不容置疑，他的任何经历独一无二，他的任何观点是脱离了“低级趣味”，反对的意见只是曲高和寡俗人不知。
他开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能的人，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奋斗，他的成功，他的独一无二：一个为了伟大理念而抛弃“高官厚禄”奋斗的草根国际主义精英。
他开始对自己进行泛滥的修辞与神话。他津津乐道自己的“奋斗”，用绝对的语气告诉他的“粉丝”们，刻苦的他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从来不在中午休息。而事实上我在双井傍晚的咖啡厅遇到睡眼惺忪的加藤桑，他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在中国的第一次；他用信誓旦旦地语气告诉我和其他采访他的记者，自己从来不看报道他的文章，却在采访之后发短信给我，是否可以把我发表的报道邮寄到他在北大的宿舍。他抨击中国的所谓“成功学”，却不经意陷入这种成功学同样的羁绊，贪功冒进、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他是日本的“于连”，在中国上演红与黑。
活在自我营造神话的人，有时候真的以为他的神话就是他真实的本体。加藤嘉一忘记了，2003年的加藤君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2005年的加藤君辟了许多博客，断断续续留下自己的文字，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而回复寥寥。
4年之后，当年偷偷贴在门缝听别人讲话的小伙子，进入了青春的逆反期。坏的评价与好的评价通过越来越宽敞的门缝涌入进来。“他”惶恐不已、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逆反期的小伙子将床头上的《世界是平的》换成了《中国不高兴》，受助于“中国成功学”的加藤嘉一，“最好”中国终于走向了尽头。
他的神话伴随着当年的谎言像他笔下的“高铁帝国”一样，坍塌了。
去年加藤嘉一曾到我的学校做讲座，我因事没有去，那时只知道他是个混在中国媒体圈的“外国佬”。加藤确实算的上年轻有为，84年生人，如今不过28岁，在舆论圈已经能够较为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中日交流方面也是个抢眼的新星角色。。。牛逼的背后都有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果关系，这本书来领我们观看了加藤嘉一，这个另类的日本青年，华丽的人生故事。
不得不说，这个日本青年身上确实有很多值得人学习的地方，能够用流畅的中文叙述自己的故事就已经很令人赞叹（当然不排除有助手），从2003年非典时期来到北京，到出书的2010年不过才七年啊，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到今天是十三年，当然，客观来说语言环境是个很厉害的因素，可是人家在日本高中时期就已经做英文翻译来挣钱了啊...包括他对自己的家乡热海、伊豆和对自己亲人的描写，都有着独特而全面的体会。他练习长跑、屡次搬家讨债、与黑道谈判、早晨四点跑步送报纸打工、直到高考后选择来到中国、并在一些人的反对下继续留在中国，都反映了这个孩子“少年加藤”的人格与智识。在如此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往往对这个变化的世界更加敏感，也更加现实。
下面还是书摘吧。
1.由于一“亲华派”在日本政界是很难被接受的，二换个角度换个环境长期观察中国，三日本人对美国的依存度和忠诚度是非同一般的，加藤选择接下来去美国，他本质的想法还是站在报效祖国（日本）的立场上。
2.2009年大事件，金融危机的影响、五四运动90周年、7.5事件、绿坝、阅兵、打黑、地王、甲流、保八、奥巴马访华、减排以及根本哈根。。。这个“中国通”太可怕了，比许多中国人都了解的多、透彻吧。
3.加藤的爸爸得的胰腺癌，往往不容易发现，当发现时通常已处于“转移”状态，而转移对癌症来说意味着“致命”。
4.伊豆半岛之东的热海（atami）是个旅游胜地，它有着久远的旅游传统，浓缩着独特历史意蕴，还有天然露天温泉、美丽的海景、新鲜的海产品，对游客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另外，热海离东京很近，交通方便。1964（东京奥运年）正式运营、世界首例高铁——新干线东海道线——绝对是泥轰人民的骄傲。。。它行驶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之间，车速300公里每小时。不过，热海近些年来也陷入“超老龄化”的问题。
5.日本的行政分为47个“都道府县”，除了东京都、北海道、大阪府之外，都属于县，相当于中国的省。
6.他的姥姥评价加藤“从来都是关心家人的好孩子。你从来都是我最操心、最担心的孩子，但你一直是最善良的、懂事的、能替别人着想的孩子。”挺好意思夸自己的哼哼~不过反观我自己，反观现在的小孩，这个水准在现在可能很难达到，在城市中。
7.加藤语：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辉煌之间保持尽可能合理的平衡。首先你要能感觉到现在过得充实，其次要感觉到你此刻的努力与你即将到达的未来有关系，而且是良性、积极的关系。其他都管不着，让别人说去，让社会搞去。一定要做好你自己，对得起自己，同时，也对得起关心你的人。
8.独生子女的我很羡慕加藤的五口之家，除了父母，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加藤的家庭也很另类，成员间不聊各自生活上的琐事，“互不干涉”，每周末要开一次家庭会议，每个人要在会上回报一周过的怎么样，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需要家人来解决的。彼此独立，并不太过依赖，反而会更加真诚的爱护家人。
9.加藤的妹妹22岁，已经结婚了，一边上大学，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10.加藤语：我不是为了讨好人家而活着的，人不能为迎合第三者的喜好而做人、做事，这样就本末倒置了（这个。。没领导的孩子=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说服自己，让自己接受自己。挑战想象中的自己，批判想象中的自己，超越想象中的自己，其他的，无所谓吧。我做我想做的，至于我做不到的，那就任人评说吧。
11.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都不到。另外，在日本“毕业旅行”也是相当流行。日本的小孩子平时遭受的压力也够大，于是学校和家长都乐于让孩子们趁毕业旅行释放情绪，顺便参观本国的名胜古迹，了解海外的先进文化，而且去任何一个地方，住任何一个酒店，都是跟同学们在一起，既增强团队精神，又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大家一起留下共同的美好回忆。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旅行啦，而且越来越多，比如组织住在附近的孩子一起爬山，就很好~可惜我小时候这样的体验不多。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的，从小到大，从家庭到企业，都注意团队精神的培养。
如加藤所说，日本的民间对于中国的汉文化有着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超过所谓的泱泱大国与还在华夏土地生存但已经编制的中国人。曾经有人跟我说，真正去过日本的人都对日本赞赏有加，有机会应该去走一走，看看如果我们都正常发展，今天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与其说是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不如说是从日本到中国有多远。我一直不排斥日本，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在屈辱的历史背后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学会自强，所以我乐意接受每一个能给中国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外国人，无论他来自英吉利、法兰西还是日耳曼或大和民族。
加藤嘉一写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家庭出身的人在日本的成长经历、写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求学经历、写自己作为一个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中日甚至是各种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我想，也许他说的很多话有替日本洗白的痕迹，但绝对可以原谅。就像我们在外地上大学，也许之前你可能对你所出生的城市有百般不满，但是一旦出去，自己就变成了自己城市的卫道者，它纵使真有这不好那不对，你也希望别人看到的永远是它的好，这是普众的现象。所以，我说作者即使表现的在客观，依然会有粉饰的意味。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并不了解日本国情的人来说，明明知道作者由于爱国情结写的可能会有失偏颇，但在作者的文字中又觉得各种现象虽在意料之外，但又确是情理之中。
作者在书中写中国的教育，写的重情重肯。以自己的母校，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为视点，写中国教育的弊病，写中国青年一代的发展和困扰，写何所谓真正的精英等。在这方面，我没有看出任何的民族色彩，作者针砭时弊，以平时的文字叙述让我感同身受。首先，中国的大学整体弥漫着行政主义作风，我们很少有机会跟老师交流。形成了一种老师上自己的课，学生做自己的事，下课后各不相干，毕业后老死不相往来的恶性循环。其次，在我们的大学中，“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何止北大一所，实用主义有何止只在北大的上空漂移。但我认为作者在叙述中仍有一些误区，其实中国的年轻人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曾经有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愿景，他们有梦想有追求，但是现实是中国的政治还不是现在的80后、90后能够参与和变革的，目前他们只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而远非现在。也许很多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放弃了当时的追求，心中的骄傲也被海岸狠狠拍打过，但我相信，大浪淘沙后方显英雄本色，在层层打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未来一代，一定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
改革需要魄力更需要远见，这不是年轻气盛就能做到了，我们现在积累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然后去建设我们的国家。
而针对当下的中国青年人普遍迷茫和彷徨，我想很大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大背景，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普遍现象。他们是在多种文化交融与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他们梦想做能超越自己归属的小空间，为更高木匾服务的精英，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只为自己归属的公司、单位、机构服务、贡献的人才，这的确是我们普遍忽略却应该思考的问题。
最后，以加藤的一句话来自勉，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和做法。
——“加藤，你为什么会做这么多事情”
——“因为，光靠一个事情，一个领域，一个层面，我是无法做到NO1或者only 1的，所以，靠多个事情，多个冷雨，多个层面，这样我做到第一或者唯一的可能性更大些。”
最近发生的先锋书店事件，亦是加藤在中国的滑铁卢。刚好看到南方周末这篇就搬来了。
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先锋书店事件
人物周刊：之前想过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状况吗？
加藤嘉一（下称“加藤”）：我一直还是很自信的，一直觉得这个问题自己处理得不错。我太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和支配能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场，尤其是涉及到中日间历史，包括钓鱼岛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么久了，现在才有，算是运气很好了。
人物周刊：重新来过你会怎么说？
加藤：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地、低调地、谦卑地面对，尊重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才能够友好地相处。我始终对名古屋市长的说法是有意见的，我已经公开地批评他。但是，至于当年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动员中日双方历史问题研究会，请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好好交流，而不要将它政治化。我的态度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你在中日两边的表达确实不太一样，比如钓鱼岛问题。
加藤：我不可能主张这个岛是中国的，不可能。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得罪，而是说，毕竟你看到了不同的体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舆论环境，你面向这里的读者，如果要让他们好好地思考，就要表达得温和中庸辩证，至少在中国，你不这样表达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强调日本的立场，这种态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达还有什么意义啊。
人物周刊：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感谢你终于获得了休息的机会？
加藤：（想了很久）好像可以让自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你也没有走该走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有点太快了，太仓促了。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底线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在看《人民日报》？
加藤：当然！每天，绝对每天。《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我最看不惯的那些媒体人，忽略了《人民日报》。比如说，温家宝回忆胡耀邦，发在某一天的第二版。还有《新闻联播》。比如说，胡锦涛和金正日会谈，旁边有习近平。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关注。通过公开的报道，从外部观察政治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也会思考，然后去问，问那些核心的人。
人物周刊：跟中国人交流过被骂的问题么？
加藤：前一段时间，中央有一位退休的前高官当面感谢我。我说最近很痛苦，到处被骂。那位同志说，我看到了，加藤同志，您受罪了，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该被骂的应该是我们。我说那些骂我的人根本不是反日，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么，他们缺乏宣泄……我为什么不被整，就是这个原因。
人物周刊：对底线的掌握程度也有关系吧。
加藤：我没有失控过。那些学校团委，他们会向其他学校咨询，他上回过去没事吧？只要我到了，他们都说很好、很给力，还帮他们释放学生的情绪。一方面我是挑战维稳，同时促进维稳。请我来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啊，你有风险，如果失控那就完蛋啦……
人物周刊：自己评价外籍身份加了多少分？
加藤：我的结论是，我跟中国人起点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中文足够好。中文足够好的外国人有多少？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外国人就怎么着了。那这个外国人是个SB怎么办？你不要以为中国官员跟外国人接触是没有风险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风险见我？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要的，我能给的，都是最没有风险的东西，政策讨论嘛。跟钱、权、女人都没有关系。我惟一感兴趣的，是要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
无奈的希望
人物周刊：跟官员们聊些什么？
加藤：我对他们说领导，最近我发现，你们的大学生很困惑，主要跟贵国的体制有关，跟国情有关，媒体和大学都很困惑，跟制定的政策有关。我这样来开场，其实我是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微笑，表示了解情况。我说今天中国是个移民潮，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高官，基本都把自己妻子和孩子弄到国外去，为什么？他说，我们怕国家乱。我说好，这是您的选择，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您说国家乱，能不能使它不那么乱，能不能适当地改革户籍、看病、上学、土地等等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快，所以大家还可以有一种忍耐力，如果经济发展没这么快了，社会矛盾激化了，那个时候真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逐渐放权。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不乐观的？
加藤：从这么一个对话就能知道。我说能不能改，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先得保护自己。他说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既得利益太庞大啦，改一个，要伤一个。碰这个，就得动到那个，明白吗？我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很难改，太大了，太复杂了。有历史的，有体制的，有外因有内因，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绑在一起。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年轻人？
加藤：大学团委是希望我能够向他们传达一些希望的。
我对中国抱着的是无奈的希望。一方面感到无奈，我又不得不抱有希望，中国崩溃我们必然会崩溃的，我们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中国如果不去做该做的改革，一定会发生。那怎么办？我们做的事情，只能是参与、围观，推动一些你能够推动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这样跟学生说会心安理得吗？你没有告诉他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或者说隐瞒了一些。
加藤：当然我得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大家还把你当成一个希望的象征，偶像啊，榜样啊。
加藤：所以我也在微博上说过，不该放弃的是希望，不该忘记的是绝望。
写这样的题目是出于作者以后从政目的出发。
作者在中国遇到的事情毕竟不多，有的就是那么几件，待过的地方就那么几个，作者的体验偏少，还需历练。
文章有两个part，part1作者的自传；part2作者在中国留学感受。
对于第一部分而言，现在在脑海的记忆就是：作者少年跟青年时期过得很辛苦，对于我而言，当然作者自己把它当成自己不可缺少的财富。
跑步，长跑，送报纸，自己赚钱，每天就睡4，5小时，以及后来的学习很拔尖，跟黑道谈判，被打，英语不错，同声传译。
第二部分：作者来中国留学的经历。作者说来中国时候是：不会中文，没带钱，没有朋友。个人觉得这些都不成问题，只要你有个落脚的地方。没想到作者落脚的地方对于我而言是已经是很好的了，更何况是有过那么多经历的加藤：北京大学。作者没有说明自己怎么弄到日本公派北京大学留学，而过多描写的是：自己放弃日本的名牌大学，以及做出来中国留学的决定前的一些个人分析。
印象很深的是：作者对中国地铁大家没看报纸，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不满，对于北京的士司机反问乘客怎么去目的地，很不满。他对比了北京跟东京，认为，东京人，日本人，有的是一种内心潜在的规矩，以至于在乘车的时候能够自觉排队，在公共场所例如地铁，不看报纸可以，但起码要保持安静。作者个人认为他自己是个异类。
文章也分析了他从03到出书前中国的一些大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以及他对中国教育的一些看法。
个人觉得正是中国的一些问题，让作者跟跟日本做比较，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只不过我们做事要的也是“规矩”，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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